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总愿意走亲访友，探望老上级、老同事，聚首相叙，以吐心中的积怨，以享浩劫结束后的欣慰。我也是切望着得有机会去看望一下已是多年不见了的、由于受迫害而久卧病榻的我的老上级——赵守攻同志。我常常想到他那爽朗的性格、健谈的风貌和会工作、也会休息的习惯等等。因而也就坚定了他一定会好的信念，由衷地祝愿他早日痊愈，走上工作岗位。就这样我也曾写信鼓励他、祝福他，并嘱两个孩子去看望他。由他爱人、战友马玉书同志代笔（他已不能握笔了）复信，并给我送来了新出版的精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深情厚谊，其意义是很清楚的，是安慰我、鼓励我、鞭策我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到底。见物如见人，战斗的情谊牵引着我，似乎真的又见到了他和听到了他习惯的叫我的声音­­——承谊。
      啊！守攻，你不曾是一个精力充沛、举止明快、性格倔强的人吗？你一定会战胜病魔的！听孩子们说，你虽然下肢瘫痪了，仍然坚持扶手锻炼走路，坚持练毛笔字，情绪非常乐观，我们一定会再次相见的！
      事情往往是会不随人愿而走向它的反面的。正当拨乱反正，进行“四化”建设的大好形势下，党和人民需要更多的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同志出来工作的春回大地的光辉时刻，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于去年十二月猝然过早地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使我犹如在战场上失去了指挥员一样地难受，一时木然不知所措，悲痛简直要撕碎了心，强烈地谴责自己，为啥不早去见他一面呢？
      几个月来，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凡接触到曾经和他一起工作或相处过的同志，莫不深表悲痛和惋惜之情。正如前不久，曲子贞和刘凯两同志在怀念文章里所说的，因为“守攻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解放以来，从甘肃到新疆，到北京，我曾长期跟随他并在他的领导和教诲下工作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平易近人，诚恳热情。对工作积极负责，严肃认真，原则性强，而又具有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和渊博的学识，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尤其是在宣传文教战线和知识分子工作等方面作出了优异的成绩，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就是这样一位好领导、好同志，却被“四人帮”摧残迫害，夺去了不该夺去的生命。但是，他的音容笑貌牢牢地萦绕在我的脑际里，他的精神和楷模是永世长存的。的确，他值得我们怀念的地方太多了，我这里只举其二三以记之。


      （一）宣教工作的楷模
      守攻同志早年曾攻读于北京大学，留学过日本，参加过“左联”，文化水平较高，理论上有较深的造诣。加上能够勤奋学习，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不仅思想锐敏、看问题深远，而且口才流利、语言明快，长于宣传工作。解放初期，在他主持甘肃省委宣传部和新疆分局宣传部工作期间，把思想舆论工作搞得生动活泼，富有战斗力。经常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向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热情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每逢贯彻一项重要方针政策，他总是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先学一步，提高认识，然后研究制定宣传计划，并主持编写宣传材料，亲自作动员报告。土改中，他在第一线指挥，曾数次到皋兰县庄子坪（省委的试点）听取工作团的汇报，深人群众，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鉴于当时新参加工作的干部较多，容易发生“左”的或右的、特别是“左”的倾向，他从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反复向大家阐明党的方针政策，并用他在晋绥、晋南土改中的经验和具体事例教育大家。曾讲到过刘少奇同志在指导他们土改中，如何坚持党的政策原则，维护党的路线的生动事例，使大家明确认识政策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从而克服了干部中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情绪，端正了思想路线。及时总结经验，广泛宣传，指导全面，推动了整个土改工作的顺利进展。
      他非常重视干部的理论教育。在宣传工作中，总是把干部理论学习放在重要位置来抓，统筹安排，全面考虑，把系统的理论教育与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的学习紧密地结合起来，指导思想明确，措施也比较得力，使理论能够与实践相结合。当时按照干部的不同程度，分别编为初级组、中级组、高级组；对学习的内容、时间、进度以及组织领导，都有具体安排，还建有考核升级制度和报告员制度。他自己就是深受群众欢迎的一位好报告员。他能够针对不同对象。用通俗形象的语言阐明观点，讲清问题，使干部学习理论的兴趣越来越浓，认真学习，蔚然成风。
      在宣传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他已调到新疆。由于民族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为了能够更好地向各族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他及时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结合实际编写了详细的宣传提纲，组织培训了一批报告员，带头系统准备，逐章分头宣讲。他不但给地方干部讲，也到军区给部队讲，常常是讲了一场又一场，把“一化三改”的辩证关系，用鸟儿的主体与两翼的关系作比喻，形象生动，鲜明易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有力地配合了新疆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发展。
      他自己的学习也是抓得很紧的。在工作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犹能坚持理论学习，并根据工作的需要，学习俄文、维吾尔文，以及农业水利知识。他买了一些关于农业、土地和水利方面的书刊，随身携带，抽空子钻研，常向新疆八一农学院的教师请教疑难问题，研究坎儿井的特点。他的革命事业心是很强的，曾对我说:“今后我们的任务越来越更转向搞经济建设了，不学点业务知识是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的。”今天细思起来，他的这种见解是多么深刻啊!由于他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又善于学习，所以学识渊博，知识丰富，头脑灵活，写材料时，速度简直快的惊人。不论起草或口述，我跟着记，还往往赶不上呢。有时口授大意，也是思想明确，条理清楚，要求具体，使你整理起来顺理成章。尤其是对马列原著记得那么熟，引用时，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即使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也可以说出原话的出处，甚至连页码都能说出，便于查对。当然，这都不是凭空来的，而是与他肯用脑子，勤于动手的长期磨练分不开的。写文章也好，作报告也好，除了应急的外，一般情况下，他总是要经过反复思考，打好“腹稿”的。所以同志们普遍反映：“赵部长的报告逻辑性强，条理清楚，生动活泼，使人爱听”。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宣传部的同志一般都注意三件事：一是认真学习理论，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二是写文章练笔，加强文字修养；三是善于动嘴，宣传群众。
      我们有许多老同志能够作到干一行，爱一行，会一行，真是党的宝贵财富，守攻同志正是这样的。他对新闻报道和文艺工作，也是既关心，又在行。经常向新闻出版部门讲业务知识与要求。亲自撰写或修改社论，多次深夜给报社打电话谈问题，或去报社当面交谈，热情帮助，具体指导。在新疆时，曾有一次，由于一篇重要社论有变动，半夜两点钟把新疆日报总编富文同志叫到当面，说明了变动的原因，亲自动笔修改至黎明定稿。和文艺部门的同志讨论创作原则，探讨艺术规律等专业问题更是常事。王玉胡同志的电影剧本《哈森与加米拉》，从主题思想、艺术结构直至拍摄前的分镜头，他都参与了宝贵的意见。甘肃文联的成立与话剧团等艺术团体的成长，也是与守攻同志的关怀帮助分不开的。一开始就从长远的观点出发，结合实际，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的方向与培养队伍的道路，使甘肃省的文艺工作有个好的起步。在他离开甘肃之后，凡遇到文艺界的老熟人或剧团的演员，他总是热情地问这问那，观看演出，关怀备至，情意深长。
      无论在甘肃，在新疆，他日常总以大量的时间深入宣教系统的报社、广播电台、出版社、书店、文联、剧团，以及学校、医院，调查研究，听取反映，帮助解决问题，建立好业务，给这些部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最近见到甘肃话剧团的同志，他们都因未参加守攻同志的追悼会，而深感遗憾。

      （二）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善于针对不同对象进行思想教育是守攻同志的又一特点。他的报告，不论干部、工人、农民、学生都爱听。他常给各种训练班、机关、学校作报告、上大课，不仅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光辉前景，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语言艺术，非常有力地教育并鼓舞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为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在土改、抗美援朝等运动中，甘肃省大批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加工作，无不与此有关。他善于掌握青年人的特点，在宣讲中，能有的放失，对症下药，不但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还教育青年懂得应如何学习，如何工作，如何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养成良好的习惯。许多大中学校都愿请他作报告。青年们都以能听到他的报告为幸运。有反映说：“赵部长的一场报告，顶我们上了一年课。”因为他的语言朴素，寓意深刻，深入浅出，针对性强，鼓励性大，能够运用形象的比喻或生动有趣的故事，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比如他用“破镜重圆”的故事，鼓舞人们的革命精神和决心，用愿作“填河的蚂蚁”的寓言来教育人们树立甘当无名英雄的崇高品德。为了批评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他曾不止一次地讲过“秀才过河”的故事。他说：有个老秀才外出，碰到一条小河挡住去路，就问在旁边劳动的一位农民：“这条河深吗？咋能过得去？”农民回答道：“这么小的河，你一跳就过去了。”秀才点头称是。于是就并拢双足往过跳，结果掉落水中。农民一面笑道：“我是叫你这样跳呀！”一面提足迈步跨了过去。秀才又羞又气地说：“双足为跳，单足为跃，你为啥不说跃了过去呢！”这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感人至深。
      联系群众，关怀青年成了他的乐趣。每到一处，都有一批群众。星期天或下班之后，总有一些青年干部和学生到他那里去听革命故事，反映情况，或探讨问题，跟一家人一样，无拘无束，和睦相处，谁都愿意把心里话倾吐出来。有时谈到深夜，同志们歉意地劝他休息，
      他说“咱们闲谈不就是最好的休息嘛！”他的确是个会工作，也会休息的人。工作之余，不是到群众中去，就是参加文体活动。他爱打乒乓球，又会滑冰、游泳。他对宜传部的同志，工作上和思想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关心爱护。1951年土改中，他让年轻同志一律到基层去锻炼，一再嘱咐我：“下去要住在贫苦农民家里，虚心向老干部和基层干部学习请教，真正深入进去，不能浮在上面，更不许当钦差大臣。”并规定要我写日记，写通讯，使我在革命队伍里第一次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也是第一次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他经常过问和检查同志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连宣传部几个同志婚姻问题，也都是在他的帮助教育下正确解决的。真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从各方面体现了老一辈对下一代应有的态度，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作风。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许多青年得以健康地在革命道路上成长起来。今天，已有不少人在各个岗位上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职责，攀谈起来，犹念念不忘守攻同志的帮助与教诲。现值恢复党的优良作风，改善党的领导，向“四化”进军之际，我们更是怀念守攻同志这样的好领导啊！
      （三）知识分子队伍的优秀组织者
      1956年，中央调守攻同志到国务院中国专家局工作。他深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迫切性和党把这项任务交给他的重要性，一天也没有耽误地按时报到上班，并很快地组织起了一班人马，展开工作。遵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及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组织并带领专家局的同志们深入科研、教育、工厂企业等部门，采取个别访问、谈心和座谈等方法，广泛进行调查研究。他曾亲自登门拜访知名的专家和学者，征求意见。通过调查，掌握了我国科技及各方面专家队伍的状况，发现了不少问题。对一些行政业务性的具体问题，及时建议有关部门予以解决。对于重大方针政策性的原则问题，及时向总理汇报请示。他还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宣传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性和党的方针政策，提倡招贤荐能，广罗人才。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对知识分子的安排与使用、支持与信任、工作条件与待遇，以及保证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等问题，从各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有力地调动了专家、学者们的积极性，对当时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高潮起了积极作用。
      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贯彻和影响下，当时争取回国了一批在英、美等国的留学生。这些同志一般都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有的还有突出的专长，在国外享有盛誉。但他们不了解祖国的变化情况，不理解党的的方针政策，思想上有这样，那样的疑点。在这种情况下，守攻同志主持采取了一条重要的方法——先组织他们到工厂、农村等处参观，然后请有关部门的同志介绍情况，组织学习讨论，由他亲自讲党的方针政策，使他们大都能够放下“包袱”，安下心来，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为祖国建设责献力量，有些已成为我国科技等方面的骨干力量。
      在实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进行“四化”建设的今天。回忆守攻同志对知识分子工作的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曾被“四人帮”践踏得不成样子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又在恢复和落实。啊！守攻，您对知识分子工作的远见卓识和招贤荐能的主张是永存的，您的名字和知识分子工作是分不开的。您和我们，和未来是同在的！
      （四）实事求是的好作风
      守攻同志的原则性是很强的，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他处理问题，反映情况，总是要经过调查研究，全面分析，然后才下结论，从不主观臆断，随波逐流，不负责任。不论走到哪里，对任何问题、任何人，都是实事求是，平等相待。从不报喜不报忧，也从不强加于人。他在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和机关党委书记期间，对国务院下放在各地锻炼和蹲点的同志所反映的农村“五风”以及人民生活困难的情况，以极端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对待。曾亲自带领干部到山东平原县、江苏铜山县和河北徐水县等，深入群众进行调查，亲自到食堂、田间、饲养场察看，访问座谈，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在平原县的一个公社里，亲自宣讲毛主席为纠正唱高调、搞浮夸、讲假话而发出的《党内通信》，向基层干部明确指出“左”倾的危害性。他说：“办任何事情都要老老实实，有多大力量，办多大的事情，千万不能搞虚假，以免误事害人。”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的考虑，如实地向习仲勋同志作了汇报，向周总理写了报告，既深刻地分析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必然迎来生产建设高潮的大好形势，又明确提出了“五风”造成的恶果和问题的严重性，对提供中央领导同志全面考虑问题起了积极作用。这种对党、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作风，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守攻同志的长处是很多的，许多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我的帮助与教诲更是永远忘不了的。这样一位好领导、好上级的过早离去，给我们带来的悲痛是太大了。我将化悲痛为力量，决心学习、继承他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以搞好工作的实际行动来衷心地追怀与纪念！
                                                                                                                                                                                                                                                                                                                                                         贾承谊      一九八〇年四月于兰州

      赵守攻：山西省原平市北三泉村人。1912年（民国元年）生。早年即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等组织。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学习后赴日本留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历任西南区党委离石县县委书记．乡吉地区特委书记．北方局宣传部科长．太岳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太岳行署经济局局长．晋绥分局兴县土改工作团组长，晋南工委新绛县土改工作团团长兼县委书记。全国解放后，历任甘肃省委委员、宣传部长，中共新疆分局常委、宣传部长，国务院中国专家局副局长、局长、党组副书记、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2月1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7岁。

       作者贾承谊作为秘书曾长期跟随赵守攻在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共新疆分局宣传部，国务院工作。

(责任编辑：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