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中国，“博大而腐朽、苍老而倔强”，守旧势力之强超乎想象，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在这样的环境中，她出巨资捐助革命杂志，冒天下之大不韪兴办女学，凡此种种，都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勇气。

刘青霞的个性，与她的家庭背景有关。她是那种“衔着金钥匙出生”的人，1877年出生后，正赶上家族蓬勃兴起，父亲马丕瑶一路升迁，从知县、知州、知府一路升迁，十三四年后就做到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在此期间，马氏庄园开始兴建，历时十年建成中原一带闻名的豪宅。成长在家族强劲上升期，刘青霞养成一种蓬勃向上的锐气，她后来行事果决，不甘受制于人，大约源于此。

马丕瑶赴任广东巡抚之前，将18岁的刘青霞嫁到了尉氏刘家。刘家也是当时河南有名的家族，与马家门当户对。
“刘半县”的财富传奇

百年前，尉氏刘氏家族号称“河南首富”；如今的尉氏，这个昔日无比富有的家族，已没有多少痕迹，当年他们到底有多少财产，已无人能说清楚。如今的尉氏人，对刘氏家族只存留着一些大致的印象：

刘家号称“刘半县”，尉氏县城一半以上的房子是刘家的；刘氏家族的“七十二盛、八十二茂”，以及其他大小生意遍布数十个城市，刘家人自夸：“南京到北京，不饮别家水，不宿别家店”；刘耀德（刘青霞丈夫）曾在开封城楼撒“金叶子”，在南京玄武湖扔银元宝，任人拾抢，以此为乐……

关于刘青霞及刘家的史料，于中华先生掌握得最全面，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开始研究刘青霞，采访过不少当时仍健在的知情人，并在一些大图书馆遍查清末民初的报刊，成为对刘青霞最有研究的专家。据于先生介绍，土改时，尉氏县办展览展示地主罪恶，刘家地亩册、生意字号册等摞起来有一两尺高，他曾采访到见过这些东西的人，但这些东西后来不知所终。

刘家资产的确凿数字，大多是刘青霞在《自由报》上发表的《豫人刘马青霞披露》（也称《告四万万男女同胞书》）留下来的。这些数字主要涉及刘耀德名下、由刘青霞掌管经营的资产，从此可以看出当年刘家之富有。

1905年豫学堂兴办时，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捐白银1万两，其他河南籍京官共捐1万两，刘青霞独自捐款3万两。当时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相当于今天的300~400元，3万两就是将近1000万。1911年，刘青霞独自经营的桐茂典盈利状况良好，而族人共同经营的公茂典亏损50余万两，在族人苦苦请求下，刘青霞拨银十八万五千两捐助公茂典，折合人民币有七八千万。

据于中华介绍，刘家是明初从山西洪洞县迁居尉氏的，初居尉氏井刘村，到六世时，克勤、克俭、克从兄弟三人迁居大桥村，以农耕兼做豆腐为生，老大克勤的儿子刘铭善于经营，家庭开始富有。刘铭的儿子刘致中于乾隆十三年考中进士，曾出任保定知府、大名道等职，此后这个家族勃然而兴，他们一方面重视读书仕进，百年时间，家族知县以上官员有数十人之多；另一方面擅长经商，先后开设100多个当铺、钱庄、银号及其他生意铺面，生意遍及中国中东部。做生意挣了钱，就买房置地，逐渐在尉氏、开封、南京等地拥有了20多万亩土地。

刘致中的曾孙刘鸿恩于道光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官至陕西按察使，此时家族达到鼎盛。据于中华介绍，刘鸿恩宽宏有雅量，他乡居20余年，为人低调，因此遭到县令轻视。当时的河南巡抚与他私交甚笃，来尉氏巡访时，曾问及该县令优劣，鸿恩不计私怨，公允地称赞那位县令。县令得知此事，对他感激莫名。

刘鸿恩为人简朴，却不惜钱财培养家乡人才，开设学馆，选择品学兼优的寒门子弟免费读书，一时尉氏才俊皆出其门。

刘氏家族自刘致中兄弟五人分为“老五门”，刘青霞丈夫刘耀德是老五家的后人，这一门没出过官员，他们专心经商，家财丰厚。美中不足的是，这一支人脉不旺，历代单传，不过因此财产未经分割，反倒成为家族中最富有者。
大变局来临前的沉沦

清朝末年，诸多事件一次次向人们发出清晰的信号：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但大多数人没能感知到这样的信息，有人这样描写那时的中国：“博大而腐朽、苍老而倔强。”

作为高官的马家感觉到了时代风云之变，屡有改弦更张之举；作为富商的刘家，本来更应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变化，但遗憾的是，已经富有了150多年的刘氏家族，已完全没有进取之心。从现有资料看，刘家基本固守祖业，没有进入新兴产业领域，任由时代变迁中的机遇擦肩而过。更有甚者，创业之时的勤奋节俭荡然无存，族人大多“沾染富家习气甚深，骄奢淫逸几成第二天性”，他们炫豪夸富、挥金如土，很少有人静坐书房，苦读上进，家族中几十个道、府、州、县，多是拿钱捐来的。

据于中华介绍，当时刘氏家族中，男性基本都抽大烟，孩子尚在襁褓，就往其脸上喷烟气，有意让孩子染上烟瘾。他们这样做的逻辑是：抽大烟的人不会赌博——坐不住。在他们看来，刘氏的家产，怎么也花不完，只有赌博这个无底洞会“造完”，而抽抽大烟无伤大雅。

这样的做法，昭示着家族十足的暮气，他们只想保住和享用祖先留下的财富，完全没有积极进取、创造新财富的雄心。以这样的心态，在社会巨变即将来临之时，家族的没落时日不远。

马丕瑶选择的“门当户对”婚姻，并没有给女儿带来幸福。刘耀德是典型的纨绔子弟，为人不坏，出手大方，在族人中颇有好评，但轻薄肆意之举，更是名声远扬。除了“扔金叶子”、“撒银元宝”外，尉氏还流传着他另一个故事：在各地巡视生意时，晚上闲来无事，常包下整座妓院，令妓女脱光衣服在各自室内等候，他逐一走进房内，仅在每个妓女臀部拍两下即离去，称作“拍响瓜”，以此为乐，以此为荣。

刘耀德自幼体弱，又嗜好鸦片，婚后六七年，他生了“瘩背疮”，久治不愈，最终因此病去世。上世纪80年代，于中华采访知情老人时，听到一种说法：为了给刘耀德治病，他母亲杨氏（其父已病故）曾遍贴告示，广请天下名医，声言有来为儿子诊治的，每天赏一个银元宝。令她没想到的是，有无良大夫把刘耀德当成“提款机”，为了多得赏银，故意拖延时日，结果不但没有治好刘耀德的病，反倒误了性命。用尉氏人的话说：“‘能’过了。”刘耀德死后不久，其母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悔恨交加，哀伤过度，不久也撒手人寰。

刘耀德母子死后，偌大的家业，刘青霞成了唯一合法继承人。但在刘氏家人看来，刘青霞不过是个过渡性人物，为谋夺这份巨额的产业，族人争着做刘耀德的“继子”。刘青霞当然不甘如此被人无视，声称遗子在腹，去开封住了半年，抱养了刘耀德姐姐之子，起名刘鼎元，称为自己亲生。但刘氏族人纷纷怀疑，对刘青霞怀恨在心，这对孤儿寡母的处境极为险恶，此后，围绕财产权产生的祸端接踵而至。

其实稍加分析就可知道，刘青霞的财产权是毫无疑问的。刘耀德四代单传，血缘最近的族人，也将出“五服”。按照现在的法律理解，不但刘青霞有绝对的继承权，即便刘耀德姐姐的儿子，也在刘青霞身后拥有继承权。但在百年前，宗法制社会中家族势力强大，女性继承权完全被漠视，族人将谋夺财产视为理所当然。

当时刘氏家族的财产状况已难确知。按照刘青霞的自述，大约家族有不少共同财产，如家族土地没有分割，作为“老五门”之一，刘青霞应该拥有五分之一；再如公茂典刘青霞拥有一半股份，其余一半为族人共有。这些共同财产中属于刘青霞的份额完全被剥夺。家族共同财产之外，各门还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私产，刘青霞对这份财产的支配权，也为族人不能容忍。刘青霞曾极力弥合与族人矛盾，“节衣缩食劳神焦思”地管理自己的产业，表现出了极为杰出的经营才能，但最终还是被逼得退无可退。

掌管家产后，刘青霞慷慨捐助社会公益，致力推动社会进步，令无数人受益，但她所遭受的无端仇视，却很少为人所知。

在宗法制仍根深蒂固的环境中，刘青霞所承受的压力超乎我们的想象，其个性之坚韧，令人肃然起敬。 

马家“父子两进士”（马丕瑶和他的二儿子马吉樟），官高位显；刘家则是“一门两进士”，其八世祖刘致中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进士，十一世刘鸿恩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曾任陕西按察使。

相比之下，马家官运正盛，刘家在官场上多少有点“过气”，但这个家族已兴旺了一百五十多年，一向既重读书仕进，又擅长经营商业，家族字号“七十二茂、八十二盛”遍布中国东部，积累了巨额财富，仅土地就有20多万亩，所谓“门悬双千顷牌”，当时号称“河南首富”。马丕瑶选中的女婿名叫刘耀德，是刘氏家族中拥有财富最多的人，捐了个“山西试用道”，这是个四品候补官，相当于名誉副省级干部。

马丕瑶为女儿选定的亲事，原本可谓门当户对，刘耀德的巨额财富，也是后来刘青霞慷慨捐助、致力社会进步的基础。但甲午战争之后，两个家族价值取向出现重大差异，受父兄影响的刘青霞，愈来愈成为刘氏家族眼中的“异类”。这种状态，使刘青霞兴办新兴事业面临重重阻力，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数十年难以化解，给刘青霞的个人生活带来巨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