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因何热衷于为前朝修史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阚红柳

    易代修史，即新兴王朝为已灭亡的前朝纂修史书，所谓“兴朝而修胜国史”，是中国古代社会流传千古、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传统。追溯源流，易代修史是史学发展的产物，是史书体裁、体例不断完善以适应时代变化和封建王朝统治需求的反映。就确保信史流传的原则而言，易代修史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时间与空间的冷却、沉淀、隔离作用，给史家提供了冷静分析和客观评判的平台，有益于把握历史的本质和真相。同时，易代修史代代相传，连绵不断，为中华民族传承文明、保存文化遗产、维护和发展民族团结统一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修前朝之史

    易代修史，是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体裁、体例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出现并被沿用为惯例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已经产生了自觉记录史事的意识和观念，并逐步形成早期的记史制度和原则。秦朝的灭亡激发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思潮，也促动着史家在易代之后，以修史的形式进行更深刻的思考。西汉时期，太史公司马迁鉴于秦汉以来的社会巨变，发凡起例，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五种体例融合在一起，创造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弘巨著——《史记》，五体结合，包罗万象，载述了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勾勒出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画面，从而以纪传体的格局奠定了后世王朝史的基本规模，“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
    到东汉时期，博学多识的班固根据封建王朝的特殊需要，改通史为断代，以纪传体王朝史的形式，载述一朝一代帝王将相、朝章国故、政令民情、对外交往、民族物产等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这种断代史体例，适应了封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历史需要，后世遂大为尊崇并沿用不衰。
    修前朝史之所以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除了发挥历史的鉴戒功能、寻找治乱兴衰的枢机，以巩固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易代修史也是借以说明新王朝继统合法性的必要手段。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修前朝史作为朝政大事来抓。到唐代，易代修史已经逐渐发展为封建王朝代代遵循的惯例。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史馆修史制度正式确立。从此之后，封建王朝的易代修史事业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每当王朝鼎革之后，新兴王朝往往会开设史馆，招募史才，征集史料，斥资纂修前朝史书。于是，唐修晋史，五代修唐史，宋修五代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相沿不断。

信史流传的保障

    从史书编纂的角度来看，易代修史有益于客观、真实地记述和评价历史，为信史流传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元代史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指出：“世隔而后其议公，事久而后其论定。故前代之史，必修于异代之君子，以其议公而其论定也。”大体而言，易代修史在客观上是符合史书修纂的实际要求的。史书是记述既往事实的载体，在时间、空间上与现实的政治有距离，也要求尽可能与现实的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方能不受其左右和影响。否则，史家耽于主观，易于徇情瞻私，善恶褒贬就难免有所局限，甚至会因避免触及时讳而违心曲笔，导致秽史流传。另外，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空间的凝固，否则，细节未全面伸展，矛盾无法充分展示，史家很难观察清楚，分析确切。
    在历史进程尚未完全结束、历史活动还处于活跃状态之时，史事纷繁，千头万绪，令史家难于判断，如仓促修史，难免失于偏颇，甚至容易造成谬误。从这个意义上说，易代修史利用时间与空间的分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史事与现实政治的分离，用时间距离去冷却主观情绪造成的失误判断，用空间距离去避免现实政治的种种纷扰，以此确保历史记述能信而有征。
    再者，梁启超曾说过，“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史书编纂的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史料的多寡，很多材料，尤其是官方的文书档案在王朝统治能够维系之时，往往被视为机密，一般不会公诸于众。易代修史，则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史料难求的问题，前朝文书档案多半可以公开，新兴王朝修史，既可利用前朝留下的档案史料，也可以向民间广泛征求，扩大史料来源。可以说，易代修史是巧妙地发挥了时间与空间给史书修纂带来的有利条件，从而有益于保证史书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民族认同的纽带和桥梁

    易代修史，不仅是封建王朝长期沿袭、经久不绝的惯例，而且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传统，应倍加珍视并予以继承。自唐以后，易代修史代代相循，硕果累累。正史，即二十四史的史书体系被视为历史文化遗产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其中，易代修史的成果就有15部之多。这些凭借王朝之力纂成的史书多具有一代之史的特征，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史学文化遗产。
    史书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记录，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历史记载的国家、中华文明之传承不绝，应该说，易代修史是根源和途径之一。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易代修史作为文化传统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产物。
    就历史来看，不仅中原王朝重视为前朝修史，如唐朝统治者组织官员、学者纂修《隋书》、《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等八部史书，五代组织纂修《旧唐书》，宋组织纂修《旧五代史》，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样视纂修前朝史为朝政大事，如金灭辽后，曾两次主持纂修《辽史》，虽未刊布，却留下了宝贵的史学资源，元修《辽史》、《金史》、《宋史》，清修《明史》，等等。这些实例均表明，在各民族走向统一的进程之中，易代修史亦成为沟通和联系各民族文化的纽带和桥梁。进而，易代修史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深入人心，“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在王朝鼎革之际，不少史家秉承传承信史的历史责任感，凭借私人之力纂修史书，从而创造了与官修史书迥然有别的私家修史文化。明清之际，私家修史，蔚然成风，昭示出易代修史强大的文化感召力。
    尊重、强调并传承易代修史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提倡纂修和研究当代史并无矛盾。应该承认，与易代修史相比，当代史的纂修与研究无疑需要更加认真负责、客观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扎实稳健的史学修养，以及博古通今、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我们相信，二者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会促进中国史学向纵深处飞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