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彭德怀为何鼓动地方干部与粮食部打官司?

时间:2011-12-21 16:24来源:党史纵览 作者: 点击: 载入中...

核心提示:彭德怀两手紧握贴在胸膛,眼望窗前,激动地说:“我们国家要心想农民,制定政策不光是想国家一头,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几亿农民的大头……解放才12年,很多农民仍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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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1年第12期,作者:黄禹康,原题:《彭德怀在湖南湘潭农村调查侧记》

在湖南省湘潭市老龄委干部活动中心,77岁的《湘潭日报》退休老记者戴鼎,说起50年前他陪同彭德怀回乡调研的经历,心情仍十分激动,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那艰难困苦的岁月……

“丢了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就丢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1961年隆冬时节,63岁的彭德怀回到湖南湘潭老家开展农村调查,历时50多天。他每天冒着滴水成冰的严寒,往返跋涉十五六公里山路,深入乡村、农家调研。其一言一行给当地的农民及党员干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2月13日黄昏时分,风雪飞扬,寒气袭人。彭德怀披着旧青呢大衣,在湘潭锰矿招待所的走廊中四处瞭望,表情犹如战场指挥作战一般凝重。他沉思了一会儿,把当地派给他当向导的《湘潭日报》记者戴鼎叫到身旁,手指着锰矿周围铁丝网的大木头桩问道:“戴鼎同志,这是干什么用的?”“可能是代替围墙用的。”

“运这么多木头,又这么一根根的做围墙铁丝网桩,太可惜了。起什么作用?山上的树还经得几回砍!怎么不想到农民呢?”接着他又问:“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没有看见的还有没有?”戴鼎一时不知怎样回复才好,只能尴尬地笑了笑。彭德怀继续说:“土改时,农民分了田地,喜得不得了,一心扑在农业上,发展生产,没有腾出手来修建房屋,不少农户没有屋住,有些老屋也快倒塌了。1958年大跃进刮‘五风’又毁坏了他们一些房屋。我在乌石乡调查,拆了房屋的有30%,农民在那里住不好,睡不好,何不将这些木头拿去给大家盖新房、补旧房哩。我们应该明白,农民的痛苦是政府应当考虑的事情啊!”

说了这段话以后,彭德怀仍注视着山上,他一面指点着,一面又对戴鼎说:“山上光秃秃的,和尚脑壳没有毛。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树木都被砍光了,这个损失无法估量,记得我20多岁的时候,避难回家种田,打脚车子(南方一种手推的运输工具)走梅林港,沿湘江到湘潭,一路上绿树成荫,大太阳天不要戴草帽,歇凉不要进屋。这次我回来一看,没有几座山上有大树林,有的地方山林全被砍光了。大炼钢铁,办公共食堂,大兵团作战,瞎指挥风吹遍全国,大有共产主义就要来到之势。”戴鼎插话说:“1958年冬,我在报社工作,记得当时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彭德怀说:“是啊,搞得人们出现了一种可笑的幻想,以为共产主义就会来到了,这是犯了不实事求是的错误,致使我们党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损害。戴鼎同志,你学过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吗?”戴鼎说:“1957年前后,我在县委文教部组织自学和集体学过。”彭德怀说:“学好了,你就能懂得什么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脱离实际的事,总是幼稚可笑的。”


停了一会儿,彭德怀又问戴鼎:“你参加过‘大兵团’作战吗?”戴鼎回答说:“在叠福公社参加过。那时,晚上和社员一起打灯笼举火把开荒种地,早晨在晒谷场上搞军训,男女老少都参加,一股子的劲。不久,我又被调回报社工作。”彭德怀应了一声:“嗯!”忽然又说:“1959年毛主席写了《党内通信》,党中央发了十二条紧急指示信,‘五风’才收敛下来。相继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下发了。”戴鼎插话说:“那时省委书记来我县搞《六十条》试点,县里要我去参加。广泛听取社员意见,群众非常喜欢,基层干部也非常拥护。”彭德怀说:“群众最通情达理,我们解放才10来年,吃饭、穿衣、办事都要首先想到农民,丢了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就丢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瞎指挥、盲目冒进,建不成大业。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纠正得及时,损失会更大。”

谈着谈着,夜幕降临,见彭德怀有些寒意的样子,戴鼎便说:“您老穿得这么朴素,这么单薄,这里没有暖气呀!”彭德怀笑着说:“你还嫌我穿差啊!我与外国朋友会见,不也是穿这套衣服!”接着,彭德怀又和戴鼎及身边的警卫员景希珍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谈了不少生活琐事和湘潭风土人情。戴鼎看时间已晚,便劝彭德怀早点休息。彭德怀回到卧房不久,戴鼎和景希珍又偷偷地去看他,发现他根本没有休息,而是在灯光下翻阅和整理白天听人汇报的记录和材料。桌上还有一大堆文件在等着他过目。

“彭元帅进了乡,不也和大家一样吗?”

12月14日,戴鼎跟随彭德怀去鹤岭大队调查。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桂华和大队秘书、民兵营长、妇女主任热情地接待了他。

彭德怀听取汇报以后,请他们把全大队从1956年至1959年4年间的变化情况,包括人口、粮食生产、农林牧副渔业收入、群众生活和疾病等情况逐年加以对比,从中找出发展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让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周桂华谈到“五风”问题时说:“我们全大队有367户人家,生活困难,没有饭吃,有水肿病的占全大队总户数的30%。大炼钢铁时,全大队拆屋2000多间,占总数的37.7%,我家5栋屋全部被拆掉。”彭德怀诙谐地说:“那是你共产党员带的头嘛!”大家都笑了。随后,彭德怀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经常讲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一定要牢记啊。”一会儿,厨房里的同志催吃饭了,餐桌上有米饭、有红薯,彭德怀不吃米饭,专吃红薯。大队干部劝他不要光吃红薯,他笑着说:“这是高级午餐啊,我在北京还不容易吃到哩!”

下午,彭德怀视察了大队副业加工厂,这里有榨油、磨坊和碾米设备。他拿起榨油的榨柱尖,试了试,说:“这种老式的榨油工具,笨得很,太吃力了,要改革创新,要用电动机械操作,减轻劳动强度。”周桂华说:“我们有台黄谷式打米机,接的是湘潭锰矿的电,现在线被剪断了。”彭德怀问:“那是怎么回事?你晚上随我一同回锰矿去,要求矿上解决,好吗?”晚上,彭德怀向湘潭锰矿党委领导谈了大队的情况和意见。第二天,矿领导立即派人接通了电线,使磨坊碾子改成了电动机械,社员喜欢得不得了。

彭德怀在鹤岭大队调查时,走到一家黎姓农家的屋前坪,黎家老爹从堂屋里迎出来,彭德怀笑着问:“您老贵姓?”黎老头说:“我姓黎。”彭德怀打趣地说:“好哇!你姓黎,我姓罗,我和你驴骡不分,都是一家人。”接着又问:“您多大岁数?”黎老头说66岁。彭德怀说:“我63岁,我和你都是好兄弟。”(彭德怀当时说是姓罗,以免惊动了群众)黎老头笑得皱纹一层叠一层,忙把客人请进屋里坐。坐在堂屋里,彭德怀向大家问寒问暖,谈笑风生。黎老头突然问道:“外面传说,彭德怀元帅进了乡,列位晓不晓得?”彭德怀接过黎老头的话说:“我就是彭德怀,彭元帅进了乡,不也是和大家一样吗?普通一人嘛!”老人很不好意思地说:“我真是瞎了眼。”彭德怀说:“我从小就是打柴棍子出身的,和你一样当农民,就住在乌石寨下,还不是搭帮毛主席、共产党翻了身!”“我开头就说了,我和你是一家人嘛,一点不假吧。好啦,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多,我还要到上屋看看,不耽误你了。”说完,告别了黎家。

彭德怀一路匆匆,看完这户又走那家,显得精神奕奕。走到一个大屋场塘边,大家从一户横屋进去,原来是这家的厨房,彭德怀将灶上的锅盖子揭开,见有大半锅黑绿色的糊糊。随行的警卫参谋景希珍是北方人,搞不清是什么,便用锅铲舀了点尝尝。彭德怀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神态上:“怎么样?”景希珍说:“是糊糊浆汤,有草的苦味。”彭德怀细问这家主妇,才知道是细糠、蔬菜加上能吃的野草熬出的糊糊。他神色顿时难过起来,一路上心情沉闷,天色将晚时才回到了招待所。

“浮夸风会害死人的,隐瞒产量也是错误的。我们配合你们一起来调查,一定要实事求是”

陈蒲大队有16个生产队,队队产量低。公社党委的同志介绍,陈蒲大队减产严重的原因是“五风”伤了元气,加上“平调”退赔不彻底,直接影响到群众生产、生活和情绪。彭德怀听到这些情况后,心里琢磨着,要亲自去看看情况,几次问到陈蒲大队的方向、路程。等走访了响水公社的黄龙大队、鹤岭大队后,他更憋不住了,非要到陈蒲大队走一走。12月15日,北风刺骨,彭德怀不顾天寒地冻,来到陈蒲大队,仔细听取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童石泉的汇报,重点询问了农业生产,粮食收入,群众生活,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处理等问题。童石泉产,这个大队是个严重减产的大队,社员人均年口粮不到100公斤,其中一部分是按4担红薯抵50公斤稻谷、3担芋头抵50公斤稻谷来折算的。吃米糠、喝糊糊的不少。瓜菜、野草,什么土茯苓、红薯藤、葛麻根、野菱角,只要能吃的,都想方设法搞来充饥。群众水肿病很多。

为了把陈蒲大队的情况搞清搞透,彭德怀亲自设计制作表格,列举调查内容,分生产队一项一项地统计。彭德怀交代大队干部:“请你们耐烦-点,搞准确些,切忌掺假,浮夸风会害死人的,隐瞒产量也是错误的。我们配合你们一起来调查,一定要实事求是。”情况弄清后,他又反复征求区、社干部意见,并交代戴鼎写一篇关于陈蒲大队减产情况调查的材料。彭德怀分析说:“陈蒲大队自然条件好,偏偏粮食减产,天灾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太多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伤了农民的元气,‘平调’退赔又不彻底,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多劳不能多得,人的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他对陈蒲大队粮食减产情况非常关注,不顾自己身患重感冒,顶着严寒细雨,一连三次去陈蒲大队和基层干部交谈,深入到黄蒲、白泥等几个生产队认真倾听群众意见。

在即将离开响塘区时,彭德怀把区委书记、区长叫来,商量如何适当统销一点粮食给陈蒲大队,以解燃眉之急。他嘱咐基层干部,切实安排好社员生活,让农民安居乐业,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陈蒲大队群众后来传唱着一首民谣:“搭帮彭德怀,粮食统销来;身体恢复快,生产得安排。”

“我要向国家粮食部财政部打官司”

在彭德怀的会客室里,没有火炉,更没有暖气设备,条件与北京相比,相差太远。

一次,彭德怀踱着步说:“戴鼎同志,请你写篇文章,我要拿回去向国家粮食部、财政部打官司!”戴鼎一听,吓了一大跳,打官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彭德怀两手紧握贴在胸膛,眼望窗前,激动地说:“我们国家要心想农民,制定政策不光是想国家一头,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几亿农民的大头……解放才12年,很多农民仍然困难。”接着,他对戴鼎说:“你学过历史,写这个材料要从外国的、我国历史的、现实的情况三方面去认识。我们国家现在的征购是‘水涨船高’政策,政策年年变,农民增了点产,国家就要多缴征购超产粮,浮夸风满天吹,打肿脸充胖子,结果征了过头粮,农民自己空了仓,吃不上饱饭,到头来发挥不了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他说:“戴鼎同志,请你写这篇文章,字数不要多,观点要鲜明。请你一定写好,给我带回中央去。”戴鼎心里很感动,但也很害怕,他不敢讲,也不敢写,怕惹出祸来,感到很为难。怎么办呢?但当他想到彭德怀在湘潭农村调查这么久,时时处处事事诚心诚意为人民着想,他老人家想的是农民,讲的是正义啊!于是,戴鼎按照要求,连夜赶写好材料交给了彭德怀。

后来,彭德怀又两次去鹤岭大队,花很大的精力对征购粮一事作调查研究。他认为征购粮问题对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对于政策取信于民关系很大。当时,鹤岭大队征粮超过12%,黄龙大队超过11%,陈蒲大队18%,都超过中央关于征粮不超过总产量10%的规定;在粮食分配上,各生产队之间,只是由于超产全奖和减产全赔而有所不同,在包产以内的分配都一样,不能很好体现多产多吃、少产少吃的精神。彭德怀特别强调说:“我们的征购政策要稳定下来,给农民吃定心丸。按几年的总产和单产,取个平均数,固定下来。购粮任务要相对稳定,让农民感到有奔头,调动增产积极性。只有发展生产力,民富才能国强。”

“我彭德怀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做官的老爷”

在人们的想象中,彭德怀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威武严肃的领导人。其实,彭德怀所到之处,干部和群众一致感觉他是一个热忱、谦逊、朴实、和蔼可亲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彭德怀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做官的老爷!”

1961年12月23日,彭德怀回到湘潭县委,湘潭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的姚欣等领导设便宴招待彭德怀,以感谢他老人家对家乡人民的关怀。彭德怀此时的心情也异常兴奋,他根据此次回乡的调查情况,对湘潭的工作特别是对农民群众的生活、生产作了具体指示。最后,在县委南楼住宿了一个晚上。谁也没想到,此行是彭德怀最后一次回故乡。

12月24日,彭德怀即将离开湘潭县。这天,雨住风停,气温回升。早餐后,彭德怀将要离开的时候,紧握着戴鼎的手说:“戴鼎同志,谢谢你了。”戴鼎顿时鼻子一酸,声音哽咽地只说了一句:“祝彭老总身体康宁!”聚集在县委南楼前小坪里的县委领导和机关干部,都站在彭德怀的周围,为他送行。彭德怀这次在湘潭调研历时50多天,每天冒着严寒,深入乡村、农户,调查座谈、接待乡村干部及农民2000多人,白天接待来访群众,外出调查研究,并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坐在油灯前,亲手写了4份农村调查材料。除了分发省、地、县委以及有关区委或公社外,并将一整套材料交中央办公厅转呈毛泽东。这些材料为党和国家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戴鼎在跟随彭德怀调查研究的日子里,深受教育。现已77岁高龄的他每次回忆起那段日子时,总是说:彭老总那种关心农民、疼爱农民、废寝忘食、辛勤工作的精神;那种胸襟坦荡、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无私无畏、敢于碰硬、敢于牺牲的气魄;那种一生为革命、一生为人民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那种与民同甘共苦、厌恶奢侈、勤俭节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作风,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榜样,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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