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由于被确诊为晚期肺癌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60多元，一天才2元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5元是不行的。”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

       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他耿耿于怀，逢人必讲。一次李喜慎去看望他，陈永贵道：  “喜慎，这不都知道了！肺癌能活几天哪？我去世后，你们还年轻，以后把昔阳的事澄清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5000万元，社员群众受了四五年辛苦，要说欠债，就这个债哩。我是不成啦，你们完成啦。上边来人澄清澄清，再干起来。”说着说着陈永贵的泪水就下来了。

       临终前5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有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这些大寨的干部坐在陈永贵的病床前，陈永贵又谈起了他耿耿于怀的“两毛二分六”的问题。《山西日报》上曾算过一笔账，把大寨得到的国家支援，主要是50万元农业机械化试点费，用大寨历年来向国家售粮的总数去除，这样算下来，大寨每卖一斤粮国家等于多掏了两毛二分六。大寨不仅没有什么贡献，反而占了国家的便宜，欠了国家的账。

       从国家的大局来看，陈永贵耿耿于怀的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和大寨接受国家多少支援的问题都是无法与大寨模式的历史地位相提并论的小事。可是陈永贵有他那套植源于山西庄稼汉的价值标准，这两件事在他的心头分量极重。“眼看就成事了，没搞成。”陈永贵叹着气说：  “停啦。东西都堆在那儿锈啦，没搞成，唉，没搞成。”陈永贵生在昔阳长在昔阳，死后也要葬在昔阳，有了西水东调，昔阳的子孙后代就永远不愁用水了。在陈永贵心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是叫他死不瞑目的大事。

       1986年3月26日晚上，新华社发布消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晚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告别室里，聚集了200多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下午2时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

       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上了车。

        5天后，4月4日凌晨4时，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