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从1961年到1964年，邓拓在自己主编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的笔名，发表杂文随笔，其中他写了大约18篇，邓拓试图用杂文委婉地表达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他写了《事事关心》《一个鸡蛋的家当》《两则外国预言》他未曾想到，这会为他今后的命运埋下伏笔。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说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物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这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邓小虹：先是在1965年底，北京按照中央的要求，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那么因为当时我爸爸主管，北京市的宣传工作，所以这个批判是由他来贯彻执行的，但实际上他是非常不情愿的，所以在批判地时候，我爸爸确实也还是很为难，但是又不能不做，所以他们把这个批判就引向了一个学术批判地这个道路。当时我爸爸还亲笔写了一篇。这样的批判文章。但实际上这个都不能够让当时的中央，当时的领导满意。

解说：邓拓和其他一些干部，学者，极力把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引向学术领域，但在“四人帮”的阴谋前，他们注定不能成功，批判不断升级，越来越多邓拓昔日的战友，笔友，被戴上了“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邓拓自知难以幸免。

邓小岚：我是4月12号的时候接到家里的通知，让我回家，我爸爸跟我说意思就是说，很快报纸上会有批判我写的文章，因为写的东西多了嘛，里头不免会有一些错的，我爸爸也是说谁有错误都可以批评，我们也都应该能够接受人家的批评，所以我爸爸的意思就是跟我说，报纸上登了也不必紧张，回去以后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一起参加大批判，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邓小虹：1966年4月16号那一天，《北京日报》通栏的大标题，开始批判《燕山夜话》，说这个是毒草，但是那里边至少还把邓拓后面冠上了同志我记得，当时这个批判仅限于在北京的范围内，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还跟我说，如果学校组织批判你也要积极参加。这是党在帮助你爸爸认识错误什么的，但是全国的报纸并没有紧跟，也是一种很奇怪的寂静吧。

邓拓夫人丁一岚口述录音：我记得那个时候杨述同志还去看邓拓，邓拓说哎，好好检讨大概有一年也就过去了，杨述还说，哎呀我怕一年结束不了，可能得两年三年。所以大家总还想着，这是一段时期的一个理论斗争，然后结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后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有一个甄别平凡。

解说：5月8日一篇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在《解放军报》发表，随后《人民日报》加以转载，这个作者就是江青，文种说邓拓“对党和社会主义坏有刻骨仇恨”“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在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全国大小报刊转载。

一生对党怀着无限忠诚的邓拓沉默起来，眼里、耳里全是上纲上线的批判，让他更加难以面对的是，五个不谙政治的孩子，为了保护他们他不得不鼓励孩子参加批判。

邓小虹：那个时候还是上语文课的时候，我记得语文老师拿出来一些《燕山夜话》的文章，都报纸上登的，其实都是断章取义的，然后让大家写批判稿，那么迫于这种压力也只好写，也因为大家都在写作文，你也得写，所以就得按照报纸上的口径写，我记得我回家的时候把我写的作文交给我妈妈，我妈妈还拿去给我爸爸看，说让他看看多好受点教育。

邓小岚：刚开始批判地大头就是《燕山夜话》、《三家村》，所以系里头就让我们出一期大字报，这样来表示我们学校我们系都是在参加文化大革命，批判什么东西。那时候中学课本就是选《燕山夜话》里面文章的。别的我自己很少有太多的去读的。你让我自己写我真的也写不出来什么东西，所以运动来了以后我很被动的，我也弄不清楚，然后班里头就是找来报纸，然后就让我自己在宿舍里头就抄录。就抄一段，抄一段，然后班里同学帮我抄成大字报，然后再挂在学校里头去。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