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毒”、“三害”、“打老虎”这些名词，如果将其译成今天的流行语就是“偷税漏税”、“贪污受贿”、“腐败分子”。建国后的“五反”运动，它的警示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
　　“五毒”把２５个机关６５名干部拉下水
    １９５０年下半年，特别是进入１９５１年，共和国的经济好转，不仅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了巨大发展，而且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次改组，初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度过了困难时期，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迅速获得了恢复和发展。
　　资本家惊喜地发现，手中的高额利润竟是国民党统治期间从未有过的。面对这一切，一些资本家开始感觉到不满足了。
　　偷税漏税是资本家最为普遍的违法行为。不法资本家偷漏税款的手法有：设置假账、伪造单据、少记营业收入、多记开支、进销货不记账、以物易物等等，千方百计躲避或少纳国家税款。
　　偷工减料也是资本家常用的一种赚黑钱的办法。仅以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为例，他们有的用臭牛肉、坏牛肉制成罐头，在咸菜中掺进沙子，供应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甚至中毒致死；还有的制造劣质青霉素，有的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急救包，以高价卖给志愿军。用这些劣质药品和带有病菌的急救包抢救伤员，非但无效，而且造成不该致残的致残，不该牺牲的牺牲了。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也是资本家惯用的手段。为了获取经济情报，资本家先是通过请吃请喝建立“感情”，逐步发展到送珍贵药品、回扣、股票等，一步步地将一些国家干部腐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政府机关里的代理人。以上海大康药店反动资本家王康年为例，他专门在自己的商店里建立一个腐蚀干部的“外勤部”，指使他的“外勤部长”对国家干部和采购员“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先后将２５个机关的６５名干部拉下水。人们把这些违法行为简称为“五毒”。
毛泽东、周恩来与“五反”运动
    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３４次会议上严肃指出：“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继续发生，任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人员。凡有犯者必须惩办，坦白自首从宽处理。”
    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由此正式拉开了“五反”运动的序幕。
    ２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随后迅速扩展到全国各中小城市。但是，一些没沾“五毒”或刚沾了点边的资本家也被列入了“五毒”分子，有些地方还闹出了人命。
　　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谈了有关“五反”中出现的问题后，周恩来分析说：“我看对私人工商户要分类排排队，区别对待，发现问题，确定重点。”毛泽东说：“我大致算了一下，有五种类型。这样吧，关于处理违法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由我来起草，你们再作补充。”
　　周恩来一走，毛泽东就写下了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１９５１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毛泽东还将过去所定的划分私人工商户的四种类型改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这个指示由党中央在３月５日发出。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