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对周恩来说：
“要好好谢她”
    南昌起义部队占领了汕头后，无力防守又不得不放弃了。没想到，周恩来这时得了恶性疾病，发高烧４０℃，守在身边的叶挺、聂荣臻等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方言，只有一支手枪，情况危险极了。幸亏遇到潮汕地区党组织负责人杨石魂，找到一副担架，把周恩来抬到陆丰的甲子港。后找到一条小船，由叶挺、聂荣臻、杨石魂护送，在茫茫大海中和风浪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到了香港。杨石魂同广东省委在香港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在油麻地广东道找了两间房子，让女共产党员范桂霞照顾重病的周恩来。范桂霞护理了一个多月后，周恩来康复了，回到上海见了邓颖超。周恩来对她说起生病，护理他的情况，问她记不记得范桂霞？邓颖超说：“小范呀，当然记得！这次多亏她照顾你，但愿将来能再见到她，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她。” 
    受命扮富商李先生的少奶奶
    有一天，沈宝同对妻子龙锦雯说：“桂霞工作做得不错，现在有个特殊的任务，派她去接待老周，合适吗？”龙非常赞成。定下来了，龙就去告诉范桂霞。第二天午饭后，秘书处赖谷良把范桂霞带到油麻地广东道预先租好的房子。
    近黄昏时，门外响起了小汽车的喇叭声。开门一看是东江特委杨石魂。他从车上背下一个重病号。进来的医生吩咐范桂霞每小时给病号探热一次并登记好。当她走近病床前，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不是大家都敬仰的周恩来吗？
    三天三夜后，周恩来慢慢醒过来，他第一句话就问她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她介绍自己叫范桂霞，是广东区委沈秘书长叫她来这里当特别护士，这是香港油麻地，杨石魂也在这里。
    一周后，周恩来能自己下床走路了。大病刚愈，党组织不准他外出工作。范桂霞每天给他带文件和报纸回来，他看文件看报之余常和她聊天。
    大约过了十多天，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会议地点在坚道，距离住处较远，路也不好走。范桂霞和杨石魂商量要给周恩来雇一辆小车，但周坚决不同意，最后决定范陪他走路去开会。周穿绸子长袍马褂，一身富商打扮，范涂脂抹粉也打扮得像富商的“少奶奶”。坐电船过海，再沿斜坡上坚道。对于身体尚虚弱的周，十分费劲，他头上冒着黄豆般大的汗珠，口喘粗气，脚步飘浮，几乎支持不住，但他还是坚定地一步一步地攀登。确实走不动，他才扶着她的肩膀，稍歇一会再走。她多次劝他坐车子，他就是不同意。就这样，一连多天，她都陪他攀爬坚道开会。
    每次到会场后，周恩来进去开会，她留在休息室等候。
    日子飞快地过去，不久周恩来恢复了健康，组织上通知他，马上到上海去参加党中央扩大会议。赖谷良为他买好了船票，她和杨石魂一起，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他到盛开码头上船。
    周恩来夫妇在中南海家中接见
    １９５３年范桂霞趁着上北京看望儿子媳妇的机会，前往中南海拜望隔别２６年的老上级。那时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日理万机。当梁霭然秘书长接见她时，她怕耽误总理宝贵的时间，希望给一分钟见面就满足了。梁秘书长汇报给周总理后，周总理立即以夫人邓颖超的名义，给范桂霞一封信，并约她８月２２日下午５时到中南海总理家来。
    这天周恩来夫妇在花园里等候她到来。相见后，周总理问寒问暖，留她在家吃晚饭。周总理夫妇都殷勤地给她夹菜，劝她多吃点著名的北京烤鸭。邓大姐还用当年在广州闹革命做群众工作时所学会的广州方言与她亲切交谈。范桂霞向他们谈及分别后的情况：广州起义失败后，１９２８年２月下旬，经组织批准同潘耀芳结婚。３月份李立三派他们夫妇到肇庆，潘耀芳负责广宁、怀集、四会等县以及西江一带，重整农民军；她负责工运和妇运。她曾几次去香港向党汇报工作。广州白色恐怖严重，工作极难开展。后来国民党镇压革命越来越残酷，组织联系转为地下单线联系。１９３０年以后上级组织根本没有人来联系了。他们夫妇的组织关系由此中断。１９３１年，她只好回到云浮县潘家的家乡去教书，一直到现在。周总理说：“那时南方党被破坏得很厉害，革命的种子也几乎绝了，你找不到组织并不奇怪。”
    这次在周总理家相见，从下午５点到８点，谈话推心置腹，最后周总理还问她什么时候回广州，并一定要给她买火车票。她一再推谢都不行，结果还是总理派人买好车票送来，并用小车送她到北京火车站。
    １９８４年８月２２日这一天，也是历史的巧合，范桂霞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在中南海合影留念。邓大姐像周总理一样日理万机，但对前来探望的范桂霞热情地接待，送了许多北京的土特产让她带回广州，邓大姐还送给她一个手提袋，她一直用到辞世。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