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好事情是大学之间的自由转学之风，这使得德国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自由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去拓展真理的疆域，那些教授担任领导者的角色，但他们的地位并不是高踞在学生之上。每个学生不仅可以选择大学，还可以选择教师，如果他不愿意跟随那些教师，他随时可以离去另觅他处。在洪堡看来，任何实用性的学习会使人偏离通向修养的征途，唯有探求纯科学的活动才能达到修养的彼岸。老师和学生共同要遵守的原则有二：一是宁静，二是自由。对学生而言，大学的意义在于使他“在中学和步入生活之间，在具有许多教师和学生的地方把数年的岁月完全地用于科学的思考”。如此说来，大学更像是一段通向修养的时间，而不是一个教学楼和宿舍组成的空间。

　　不过，现在，席勒和洪堡的观念已经都是一种美丽的过去了。如今的德国大学无可避免地正在进行艰难的改革。所谓“博洛尼亚改革”是1999年7月在意大利提出的，主张在2010年建成欧洲统一的大学教育区，使46个国家之间拥有统一的学制和互相承认的学位。如今全欧洲已有80%以上的大学参与了这项改革。这是欧共体思路在教育上的延伸，但这种教育的统一远不如货币统一那么简单。《明镜》杂志报道说，德国大学正在经历这样一场革命：更快、更简单、更实用。学生们在哀叹课业繁重，教授们抱怨太忙，这些变化就发生在这10年之内。在“注重实际”的口号下，许多专业的学生只要6个学期就可以毕业，20岁就可以走上工作岗位，这比以前的平均年龄早了3到4年。埃尔福特大学的校长斯坦伯格说，传统的德国大学教育不以职业功用为目标，“博洛尼亚改革”等于是对德国大学传统的全盘否定，所谓的造就经济精英，就是在德国生产华尔街的高端人才，可是这种生产，其实德国大学完全不熟悉，这是拿学生和大学的未来在赌博。哈尔威登堡大学的校长帕斯特纳克也说，这是德国大学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学教育应该有明确的职业目标，按这样的目标，学生们必须被学分制从一个教室赶向另一个教室，大学就会像中学一样。而整个社会都强调效率，落实到大学，校长们就会变成CEO，考虑如何从国家那里得到更多的拨款。

　　那些让德国大学为人乐道的优点，在这个效率至上的世界中都变成了缺点——过低的毕业率，许多学生一直在学校赖着，学习的内容和社会企业要求脱钩，毕业生年龄太大等等。激烈的改革企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沃尔夫·辛格由此说：“消除一个科学家创造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他上学的时候推行所谓的博洛尼亚改革。”其实，这种改革没有取得想象中的效果：从2003到2010年，辍学率并没有明显减少，也就是说，所谓的“漫游”、“闲逛”的大学学习并不是辍学率高的根源。一位卡尔斯鲁厄大学的德语文学毕业生去找工作，结果雇主对他的学士学位十分不屑，说他们这种速成的学位简直就像是肄业证书一样。德国社会对于知识的要求其实很难改变。博洛尼亚改革前的德国大学教育系统里，90%的化学硕士会读博士。这也让新生的化学学士在职场上无所适从，许多职位仍然只是为硕士预留的。

　　2006年开始，德国为了提高德国大学的竞争力，分两批评选了9所精英大学，对这些大学将重点资助，尝试按英美模式将它们做强做大，以便和英美竞争。2006年底，3所精英大学出炉：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和卡尔斯鲁厄大学。第一批评选未能入围而愤愤不平的海德堡大学校长彼得·侯梅霍夫说：“人们习惯于说精英是一个脏词。”2007年底公布了第二批6所精英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海德堡大学、弗赖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这个评选在德国高等教育史上形成转折的意义——长期以来，按德国传统，德国一直不设重点大学，一直强调大学一概平等，即所有大学都应提供同等质量的教育。

　　按照目前世界通行的大学评判标准，在全球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德国大学无法获得靠前的排行，在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中连一个位置也占不到。这引起了德国各界的普遍担忧。许多德国人由此才支持激进的改革，认为该采取激进的措施，让德国高校与英国特别是美国的高校一决雌雄。德国高等教育专家因此认为，联邦政府设立重点大学能够集中利用资金，吸收最好的教师、科研人员以及最好的学生，以达到世界性的“精英大学”标准。但我们思考的，恰恰是另一个问题：即大学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如果德国的大学，如海德堡，都转向了实用主义的精英教育道路，德国还能产生黑格尔，产生马克斯·韦伯，产生雅斯贝尔斯或者哈贝马斯吗？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