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之前，中国虽然早有丝绸之路与西方沟通，包括穿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但是从事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很少有中国人。中华帝国固然有海纳百川、多元共处的文化包容，但农耕民族却缺乏主动向外探索、贸易、殖民的意愿。因此，郑和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显得很突出，也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偶然的、突兀的、非常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件，无论它孤立看起来多么辉煌壮丽、波澜起伏，但在中国农耕文明的长河里，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扰动。

首先，蒙古人人主中原，把传统农耕社会彻底打乱。这些历史上少有的拒绝汉化的蛮族，一度曾要把汉人杀光，把田园变成牧场。他们嫌自己人少统治不过来，便把西域的色目人引进来，促成了欧亚大陆东西之间最彻底的文明整合，却把中原和南方的汉人压在底层，给了他们一百多年的屈辱。蒙古人大势过后，收拾残局的朱元璋竟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汉人出身的皇帝。但众所周知，他也绝非老实本分的农民。不过，作为一个有见识的皇帝，他总结传统江山社稷的经验教训，对内抑制消费主义的蔓延，尤其是官员的贪欲与腐败，对外实施禁海，防止外洋之民与内地游民、商人沆瀣一气，扰乱中央集权制的秩序。

其次，燕王朱棣把父亲朱元璋的继承人朱允坟赶下台，自己当上永乐皇帝，他已不需要父亲开国初期“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韬光养晦之略，他要把自己强大的实力推至远方，以强化边远地区稳定，便收回父亲“片板不得下海”的禁令，让郑和组织了空前的航海运动。他的基本意图并没有超出中国传统的观念，倒不一定真要追求一种君临天下的虚荣，去统治那些化外之民；只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动乱及王朝的政权更替，经常与蛮族的入侵相关，他要让番邦来进贡，对自己表示臣服，不要在边境滋事，更休想问鼎中原。他的主动冒进，和父亲的被动谨慎，方式相反，目的却一样，维持大一统的农耕帝国的稳定。

第三，郑和本人是云南回民出身，祖父、父亲还去麦加朝圣过。这些回民大多是元朝蒙古人统治时期从西域来的穆斯林的后代，他们身上还有比较多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的传统。郑和自小了解西洋事务，明朝军队进攻云南时不幸被俘，做了宫廷里的宦官。但后来他在朱棣发动的政变中有功，他身上的才华体现的是元朝东西方大融合时期留下的遗产，也才受到重用。

最后，郑和的辉煌在中国历史上，命里注定只能昙花一现。这种旨在让外番臣服的政治行为开支巨大，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回报，带回的长颈鹿(被视为麒

麟)之类的珍禽异兽，只能博皇帝一乐。这等奢侈再富有的朝廷也承受不起。因此，朱棣一死，常态渐渐恢复，航诲事业难以为继，郑和本人也在勉强启程的第七次航行中死去。随后巨大的船队以及造船产业，连同相关的资料都被销毁。如果后来的历史没有另一种文明介入，如果没有海外一鳞半爪的记载做佐证，它恐怕就会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十分偶然，而且直接看来，也没什么意义。一是，哥伦布航海本是瞎碰的。这位意大利航海家来到航海业发达的葡萄牙，在那里，他的水平有点业余。他一心想到东方寻找传说中的宝藏，因有非洲大陆的阻挡，便异想天开，要从西面航行去东方。当时欧洲人都相信地球是圆的，但专业的航海家知道，西行的路程太遥远，根本到不了彼岸。哥伦布却犯了两个本来要命的错误，一是他掌握的地球半径远小于实际半径，二是他相信了马可·波罗游记里夸大了的日本与中国的距离。于是，他坚信自己可以先到日本，再由日本到中国。他拿着自己的计划去找国王，当然没有人理睬他。他不甘心，又跑到邻国西班牙，经过一番周折，竟说动了航海经验远远不及葡萄牙的西班牙王室，获得了资助，便有了这场错误而伟大的“地理大发现”。直到他在贫困潦倒中死去，也不知道自己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大陆。他仍然坚持着他的第三个错误，以为自己到了印度，只是遗憾没能找到那里的宝藏！后来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才改正了这些错误。

二是，从当时的背景上看，即便哥伦布真到了富饶的印度或中国，西方似乎也没有太多好处可捞，因为当时他们穷得可怜，财富毕竟是人家的，弄回来是要付出代价的。贸易对航海家和商人有利可图，但当时整个欧洲生产力低下，鲜有拿得出手的东西，而东方香料、丝绸、茶叶、瓷器等高档消费品应有尽有，长期而巨大贸易逆差岂不压垮欧洲经济？尽管西方已经有了一些火器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与力学的发展有关)，但他们要动用自古以来的殖民者和海盗抢夺这一招，也不一定能占太多便宜，毕竟东方的经济效率与规模是他们的十倍、百倍、千倍之多。郑和船队是毁了，万不得已时，戚继光们还会挺身而出的。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