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卫民众庆贺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但1910年公布的“皇族内阁”却让立宪党人极其失望。

清政府在覆亡之前，经受了两次运动的沉重打击，就是说，出现了两大症候；或者可以说，在一个症候群中，有两大症候是致命的，这就是：立宪运动和保路风潮。

清政府在覆亡之前，有两大致命的症候：立宪运动和保路风潮。

政府与士绅的平衡开始被打破

士绅是帝国政府的一项发明。这一阶层，源于唐朝的科举制度，目的在于削弱汉代以降的世家贵族特权，但也产生了新的特权。这些有功名者，与地主相结合，在地方发挥独特的社会整合和调适功能，特别是与政治体制相关的功能，是基层维稳的关键性因素。

至19世纪，中央政府与地方士绅长期维持的平衡开始被打破。士绅的政治理念西方化，使地方的意识形态控制以及社会文化秩序的约束变得松弛。1840年以后，中央出于统治的需要，允许上下层士绅合作组建私人军队，结果反而对中央权力构成威胁。19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士绅集团出现分化的现象：有的与工商阶级结合，要求民主立宪；有的与军队结合，形成现代军阀；有的与秘密会社联络，其主要部分仍然乐于充当地方领袖的角色，拥护中央，维护安定团结。

据市古宙三的说法，中下层的士绅比上层士绅保守，新政的推行也并不见得给他们带来好处，倒是省一级地方士绅从中获益，谘议局的成立，明显扩大了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在朝士绅反对革命，也反对改革，害怕在改革中失去既得利益。而在野的上层士绅，则希望在朝士绅让出更大的权力，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政治格局；其中有少数激进分子，甚至不相信新政改革可以达到目的，非进行革命、改变政体不能自存。

士绅阶层一旦动摇，就动摇了整个帝国的根基。

新政改革期间，共创办了一百多家民族资本企业。1902年，政府颁布商法，商会应运而生。截至1911年，川、粤、桂、滇、黔、湘等省总商会累计34个，商会达616个。比起行会，商会的规模更大，且超越了单纯的商业性质，上海商团就是一个政治性的武装团体，积极参与立宪运动，热衷于地方自治。

商会领袖对地方事务有发言权，所谓“绅商”，就是商人与新兴士绅结盟，体现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致性。他们共同致力于地方开发，兴建新学校，投资矿业，修筑铁路，加快地方改革。

谘议局是城市上层社会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最新舞台。从统计数字看出，有科举功名的士绅人数在谘议局中占有绝对优势。至于资政院，国会的前身，则由5%的谘议局议员构成。地方士绅支持议会君主制，目的在于将地方到国家的大部分权力转移到他们手里。但是，按规定，督抚有权召开、中止或解散谘议局的会议，这就构成了官员与议员，即所谓“民意代表”之间的潜在的冲突。

当时有言曰：“亡国有三妖”：留学生、新军、资政院和谘议局。后者其实就是绅商势力。这几大新兴势力集团之间的结合、互动与重组，决定了实行新政改革之后的政局，直至清政府的覆亡。

对现实的不满不断引发“民变”

《剑桥中国晚清史》称，晚清最后十年是1949年前150年或200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但是，就在1908年以后，情势急转直下，大帝国加速度奔向衰亡。

维新运动时，大部分上层人士，包括士人，都认为康有为过于激进，现在，新士绅却变得急躁起来，抱怨政府的改革步子太慢。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普遍影响了中下层群众的生活。对现实的不满，不断引发群体性事件，主要是暴力事件。据调查，1909年发生113起，1910年285起，到1911年更为频密。在大规模的骚乱平定之后，事件的持续时间更长，参加人数也更多。当时，这类群体性事件被称为“民变”。奉命带兵镇压广东连州反抗钉门牌骚乱的左绍佐在日记中写道：民众“冤仇结于骨髓”，“民气之悍，民心之愤，已成危象。”1911年9月3日上海《时报》评述也说：“今日中国之乱遍地皆是，如处火药库上，一触即发，其危象真不可思议。”

仍然处在发展中的现代社会是强怨恨社会，其实也是高风险社会。尼采说，怨恨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寻求价值的。当民众的怨恨累积到可以接受参与暴力的程度，而倾向于革命的意识形态所创造的新价值时，革命就要爆发。

在格尔和詹森这些政治学者看来，政府的权力稳定，不可以脱离大众的价值共识而施加有组织的强制力。社会中多数人的不满和反对始终是可怕的，它将使现存的政府权威丧失正当性；按照“人民主权”理论，在本质上也是不合法的。

社会怨恨成了判断一个时代的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爱德华兹将革命比作某种热病，说在革命爆发之前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社会中会出现骚乱的迹象，它们是医学上的前驱症状的信号；对敏锐的诊断医生来说，这就是疾病来临的迹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症状自己会充分地显露出来，这时，我们就可以说：革命的热病开始了。

“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

清政府在覆亡之前，经受了两次运动的沉重打击，就是说，出现了两大症候；或者可以说，在一个症候群中，有两大症候是致命的，这就是：立宪运动和保路风潮。

日俄战争后，“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载泽明确说：“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1908年前后，政府内外的立宪主义压力剧增，这时端方也说，加速颁布宪法，有益于“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显然，官方把立宪看做维稳的一种权宜之计。正当立宪进入正题的时候，慈禧病死，光绪也随之神秘地死掉，于是整个立宪工作，只好由慈禧指定摄政的醇亲王载沣接班进行。

“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这个宪政改革的指导方针在继起的宣统年代也是不会改变的。《宪政大纲》用十四款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对皇权不加限制；关于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计九款，所谓权利，其实是最基本的，并且附加了严格限制的条件。关于官制的厘定，当时有“五不议”之说，即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公开维护少数人的特权。

1909年秋，江南士绅、立宪派领袖张謇发起谘议局联合会，邀请各省选派代表到上海共同商讨促请政府提前召开国会。11月初，16省的代表55人齐集上海，先后集会8次，议决惟有要求政府立即召开国会，才可显示团结，收拾人心，既可免瓜分，又可消除革命。于是，就又有了1910年先后三次的集体请愿活动。

三次请愿的声势一次比一次大，第三次请愿书措辞强烈，颇近最后通牒，意谓政府如再不允所请，我辈将行革命。政府的态度也十分强硬，随即下谕以武力相威胁，解散请愿团体。10月初，为了回应代表的要求，下诏将立宪筹备期限缩短为6年；国会未开之前将官制厘定，设立内阁。至此，仍有一些立宪团体继续活动，计划第四次请愿，遭到政府的镇压。

新内阁公布时，舆论大哗：总理大臣之下多设了两位协理大臣；13位大臣中，汉人占4位，满人8位，其中皇族占5位。立宪结果是大大倒退，报纸讥之为“皇族内阁”。

老牌立宪党人梁启超一直为立宪奔走，保皇会也改名为国民宪政会。然而，到武昌起义前数月，他承认政府已腐败透顶，不革命反比革命的理由更不充分，说革命有如毒药，“毅然投之，尚可于万死中求一生。”而在立宪派人士中，也确有少数转而支持革命。上海总自会负责人沈懋昭进京谒见庆亲王奕劻，请速开国会，遭到拒绝，叹息说：“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

不同的立宪路径

潘恩指出：“宪法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建构政府的行为。”换言之，宪法是先于政府的，宪法是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力，并依这种方式对它加以限制。可是，现在的情况恰好相反，是由一个不正当、不合法的政府来主导宪政，限制人民的权利。立宪派人士的问题在于，他们认同这种政府行为；作为所谓的“民意代表”，他们要以最权威的法律形式将政府以及它的政治行为合法化。

革命派不同。他们早已表明，不革命不能立宪，就因为由一个专制政府立宪已然失去宪法的最初理据。事实上，他们并不反对立宪，反对的只是由满清政府立宪。他们之所以主张先革命后立宪，就是要实行“民主宪政”。所谓“民治”、“民享”，民治是人民自治，大众民主，是宪政的基础。在后来的革命时期，他们制订了《鄂州约法》，再后来成立政府时，还制订《临时约法》，都是对革命、对政府和总统的权限主动加以限制。在立宪运动中表现开明、行动积极的袁世凯，做了临时总统之后，处心积虑要废除《临时约法》，就是因为民主宪法可以随时剥夺权力者行使权力的自由。

改良主义者、立宪主义者喜欢标榜英国革命和君主立宪制。康、梁是最早的膜拜者，至今大群追随者仍然为之鼓吹。他们制造神话，说英国通过和平的民主程序成功地解决了国内的政治经济矛盾；为了反衬英式的优越，还常常把法国革命拿来当陪衬，极力渲染革命的恐怖。其实，英国的立宪是经历了由下而上的市民革命运动的。摩尔指出，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光荣革命”并非起点，而是从1640年代延续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一个革命过程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清教徒革命、国内战争、处置国王查理、建立英吉利共和国、克伦威尔专政以及王政复辟等阶段。

近年来，从西方到东方，自由主义学者都在推销“精英民主理论”，倡行宪政，告别革命，标榜英式代议制民主，反对直接民主和公众参与。美国学者佩特曼曾经不满地指出，近来的“民主理论”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总是在强调大众广泛参与政治的危险性。相反，她认为，危险正在于仅有少数精英有权参与政治，或保有参与的兴趣，而大多数公民对政治反应冷淡，因为这是维持现有的政治体系稳定性的重要条件。她认为，真正的民主应当是所有公民直接的、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的民主，从政策议程的设定到政策的执行，都应当有公民参与。只有在大众普遍参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践民主所要实现的基本价值，如负责、妥协、个体的自由发展、人类的平等等。

保路风潮的兴起

保路风潮的兴起，深究起来，同样与政府缺乏民主决策有关。

甲午战争后，在外国资金的赞助下，许多铁路修建起来。但因此，中国利益也蒙受了很大损害。地方绅商为了保护国家资源，同时希望从中获利，在新商法的规约下，从西方投资者手中买回建路权。但是，政府迫于西方压力，另外又不愿路权落入地方士绅手里，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建议下，决定将铁路干线国有化。1911年5月，粤汉、川汉两路正式收归国有。

四省的士绅和民众强烈抗议国有化政策，对“以官力压商力，以外资压内资”的做法感到愤怒。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发起组建“保路同志会”，动员各省谘议局主持公义，同时派代表团进京请愿，弹劾盛宣怀。

北京政府不为所动。这种顽固不妥协态度进一步激怒了四川民众，8月24日，万余人在省会成都集会，决定抗税、罢学、罢市。新任总督赵尔丰下令逮捕士绅代表，军队与民众之间公开爆发冲突，民众中有32人在打斗中死亡。

从此，政府与川民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保路斗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与政治密切相关。保路会办了几份报纸，蒲殿俊亲任编辑，把铁路问题同宪政宣传以及其他政改问题结合起来。《保路同志会公启》要求“勿暴动”，斗争口号“铁路准归商办”和“庶政公诸舆论”都是来自光绪的变法上谕，可见谘议局领袖和保路会会员原先并不想推翻清政府，只想政府适当让步而已。

问题是，政府断然拒绝了第二种忠诚。9月7日，四川总督以借铁路问题谋划独立运动为由，逮捕了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会会员。政府的强暴行为立刻引发群众示威，反抗之火迅速蔓延，全省有一批县城宣布独立，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中央从湖北调动军队前往四川，任命大臣端方指挥镇压，结果在资州毙命。这时，除了同盟会领导的民团之外，还有大批参加骚乱的农民、土匪、走私者，包括旧式巡防队，多达十万之众，直如决堤之水，很快打垮了政府军。

对于此段时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描述说：“当时下有鼓吹革命之党人，而上复有制造革命之官吏；立宪其名，专制其实；商路则收归国有，外债则任意大借，代表则递解回籍，内阁则专任亲贵。凡可以离民之心，解民之体者，行之唯恐不力。”面对全国的形势，当时的一位川人领袖有此声言：“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