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设立30周年，至今，我国已有北京、南京、敦煌、青岛等118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但日前在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举行的“共同的文化遗产”高校学术论坛上，多位专家对这些名城的保护工作，表示了反思以及担忧。

“这30年我们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有不少教训。”86岁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自煊颤巍巍地走上主席台，直言不讳地说。他说，与西方相比，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确实存在特殊性。因为我国的古建筑大多是土木结构，和西方的砖石结构不一样，很难保护。不仅如此，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也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很多压力。

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第一批毕业生，朱自煊曾师从梁思成。他把目前对文物的破坏分为两种，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建设性破坏是由土地经济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致的。而保护性破坏则是打着振兴、恢复的口号，实际上拆旧建新、造假，很多地方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背后的经济效益高、口号又迷惑人。”他说。

自198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进入名单的城市已经从24个增加为118个。这标志着我国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不再仅仅关注单栋的建筑物，而是已经扩展到对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

然而，尽管这种整体保护的制度起步于城市中的大规模破坏发生前，但由于制度不够健全，一些地方出现了历史街区保护走样、假古董吃香的现象。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张松举了个例子，上海的建业里本来是具有清水红砖、马头风火墙的江南民居风格的建筑群。2008年，这个市级建筑保护单位的改造工程启动后，它被打造成商用街区和海派文化的“新地标”，但里面却是以私家豪宅为主的楼盘、酒店式公寓以及商铺，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小城市的保护状况好于大城市，但整体保存情况依然每况愈下。”张松说。“保护工作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曾参与北京南锣鼓巷、南新仓等地区改造的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吕斌，也对南锣鼓巷的高度商业化表示了担忧。“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城市更新策略是以更替为主，比如，要么以一种物质环境替代原有的物质环境，如旧城改造；要么以一种经济功能替代原有的经济功能，如旧城商业化或者办公化；要么以某一居民阶层替代原有的居民阶层，比如旧城‘绅士化’，这种方法只是通过拆迁转移了部分旧城的贫困，并没有使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在他看来，一个改造项目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商业利润，更应该考虑当地居民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这种潜在的长期收益。

该活动由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等部门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