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气未开：同文馆举步维艰
1862年在北京创办的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外语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学校。入校的学生虽然一切都由政府负担，但还是无人愿意入学。原因是，在清廷长期“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夷夏之防”、“中外有别”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国人把学外语和“汉奸”、“卖国贼”画了等号。嘉庆年间，一位广东人为了学外语，编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书，清廷立即下令查禁，众百姓也愤起讨伐，吓得此人惶惶然逃匿山林。
在那个年代，国家和民间看重的是科举正途，上洋学堂是旁门左道，不但前途渺茫，而且为大众所不齿。曾是同文馆学生的齐如山回忆说：
“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而且还有一层，这些学生入了同文馆以后，因为他是小孩，还没有什么鄙视，对于学生们的家庭，可就大瞧不起了，说他们堕落，有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亲戚关系，断绝来往。甚而至于人家很好的儿媳妇，因为她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馆，便一家瞧不起这个媳妇，而且因之便受了公婆之气。社会的思想，对于这件事情看得这样的严重，大家子弟不但不愿入，而且不敢入。因之后来之招生就更难了！”
在这样恶劣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为什么主持清廷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訢还坚决要创办外语学堂呢？答曰：形势所迫。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对外交往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头等大事，但外语人才奇缺，令清廷头疼。(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英军的汉华丽军舰上签订《南京条约》时，找不到翻译，全由英人的中文翻译来摆布，清廷颜面尽失。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参赞兼翻译巴夏礼被俘，当英法联军逼近京师时，奕訢令巴致信联军议和。信用中文写就，但落款有两行英文。朝中无一人通晓，为顾脸面又不好向巴夏礼请教。而京郊战火弥漫，北京危在旦夕，奕訢心急如焚，但不敢发送。后来，费尽周折，才从天津寻找到一位略通英语的商人。急速请来一看，原来那两行英文是巴夏礼的签名和日期。如此区区小事都无法解决，给奕訢巨大创痛。
而且，1860年与英、法所订的《北京条约》规定，以后两国谈判等各种交涉事务，以英文、法文为通用语言。这就迫使清政府不得不火速培养外语人才。
同文馆学生待遇优厚
1861年初，清廷批准了奕訢、文祥、桂良三位大员请求设立同文馆的上奏。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862年6月11日，同文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东堂子胡同正式开学。
由于缺少教师，只得重金聘外国人任教；由于学生难招，仅有10人入学，且近中年。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报考，以便挑选优秀者入学，清廷只好不断提高学生的待遇，规定同文馆的学生可以拿薪水。开始年薪为36两银子，后又提高到120两，最高时140两。当学生还拿工资，本已例外，还拿这么多，更是罕见。那时的七品官年薪才45两，五品官也不过80两上下。而且，同文馆学生的一切用品都从优，伙食则更丰盛。齐如山回忆说：
“驻馆的学生，除不管衣服外，其余都管，所谓煤油蜡烛，微如纸张洋火等，都由馆中供给。饮食最优，六个人一桌，共四大盆、六大碗，夏天一个大海，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则无大海，而添一个火锅。盘碗中的菜自不必说，单说这个火锅，共分三种，任凭学生点要，一是什锦锅，二是白肉锅，三是羊肉锅，所有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等，合着一切作料，应有尽有，总之跟从前北平正阳楼一样，吃不够再添。这还不算，如果不愿吃，仍可随便要菜，不但吃饭一文钱不用花，连赏钱都有。从前有好几位外国教员告诉我，世界上的学校，没有比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
即使如此优厚的待遇，招学生也不那么容易，几乎所有的人还是要走科举正途，不入这个“歪门邪道”。开始几年，同文馆学生一直维持在20名上下，后来风气渐开，最多时也只有百余名。社会风气说到底是一种价值取向，至于士林风气，更与价值追求密切相关。是非曲直、荣辱廉耻观念不变，仅靠物质引诱，收效寥寥。再加上守旧派的围攻，同文馆的路更艰难。
增设科学课程引发风波
同文馆的学制开始为三年，后改为五年，最后增至八年，主要出于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为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考虑到洋务企业对技术人才的渴求，1866年底，奕訢决定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课程，然后再增加声光化电等理科门类。为了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奕訢还决定从举人、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五贡生员、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科举正途人员中招考新学生。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引来了抱残守缺的守旧大员的群起围攻。
本来，守旧派对学“洋话”就耿耿于怀，只是慑于奕訢尤其是其鼎力支持者慈禧太后的威势，同时也觉得和洋人打交道不懂语言不行，才忍气吞声，没有发作。谁知奕訢越做越“离谱”，不但学外语，还要学习西方那些“奇技淫巧”，败坏士林风气。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要从科举正途的官员中招收学生，这分明是要把科举引入“歧途”，让士子们不读孔孟之书、不行周公之礼、不走尧舜之道，而成为“洋鬼子”的门生。
1867年3月5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上奏反对。5天后，理学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也上奏斥责奕訢此举，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如果实行，则正气难伸、“邪气弥积”，“数年以后，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一个月后，他再上一折，继续诋毁奕訢，并且暗中鼓动他的学生、心腹、好友在前门外遍贴小字报，讥讽同文馆，嘲骂奕訢.
这些小字报大小不等，形式各异，有直接骂同文馆的；有影射奕訢的；有挖苦同文馆学生的；有借自然现象如天旱、风灾等，归罪于同文馆破坏风水人文的；还有的编成俚语、顺口溜攻击拜洋人为师的；也有编对联泄私愤的。有一则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个别俚语则肆无忌惮地公开谩骂，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有一位候选直隶知州叫杨廷熙，把小字辈的一些内容综合起来，添油加醋，写成奏折，上呈朝廷，其中讲道：“今年自春及夏，久旱不雨，屡见阴霾天，御河之水源枯竭，都中之疫疠流行……此非寻常之灾异，必应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
这位知州还一口气给同文馆列出了“忘大耻顾小耻；舍中国师夷狄；不修圣贤之道；不讲士林之节”等十大罪状。其结论是，同文馆之创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公论，而必欲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
同文馆得到慈禧支持
这一折惊动了慈禧，更惹恼了奕訢.慈禧太后立即下诏，严斥杨廷熙大胆妄为，肆意诋毁朝廷命官，煽惑民众，污蔑同文馆，“甚属荒谬”。奕訢也全力反攻。此前，奕訢已经连上两折，据理驳斥倭仁等“空谈义礼”、“于世无补”，重申办同文馆的必要性、合理性。前门外的小字报和杨廷熙的上奏，让奕訢更觉问题严重，怀疑倭仁等合伙同谋、结党营私、扰乱视听、蛊惑民众。奕訢将此意密告慈禧后，慈禧随即进一步警告倭仁说：如果杨廷熙所奏由他指使，则失“大臣之体”，且有结党营私之“嫌疑”。
奕訢还向慈禧建议，既然倭仁反对办同文馆，那就再为他提供条件，让他办一所学校，既为洋务培养人才，也与同文馆展开竞争。慈禧觉得有理，即下令，让倭仁速办。这可吓傻了倭仁！他哪里有办法、有能力去培养新式人才呢！倭仁急速上奏请辞，朝廷却坚决不允。倭仁只好被迫请求辞官静养，慈禧遂答应除保留大学士一具虚名外，开缺一切职务。从此，倭仁一蹶不振，郁郁寡欢，在一次骑马时不慎摔伤，卧病在床，三年后离世。(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由于慈禧的支持和奕訢的坚持，这场风波得以平息，同文馆得以继续开办，并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步变为集语言、现代科技、翻译西书和学习西方少量社会科学的新型学校。这里，只要看一下同文馆学生八年所学主要课程，便大致可以了解这所学校的性质：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第三年：讲各国地理，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第四年：数学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第五年：讲求格物（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机械学、植物学），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第八年：天文测算，地理精石，《富国策》，练习译书。(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同文馆从1862年开办，到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凡40年。虽然规模不大，但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翻译家、外交家和初步掌握西方现代科技的人才。仅在洋务企业任技术指导的同文馆毕业生就有20多名，外交界则更多，还涌现了著名的翻译家兼外交官张德彝、外交总长陆征祥、驻日公使杨枢、驻意大利公使唐在复等，还有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校长汪凤藻。尤为可贵的是，翻译了一批现代科技、西方史地、法律、政治、外交、社会等书籍，为国人提供了崭新的精神食粮。所译《万国公法》，为中国外交现代化奠定了根基；所译《富国策》，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学和新经济发展的一块基石。同文馆更深一层意义则在于，开创了中国的现代教育。同文馆之后，随着洋务事业的崛起，先后开办了20多所洋务学堂，还在1895年于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现代教育在艰难曲折中冉冉升起。所有这一切巨变，追根溯源，应归于同文馆筚路蓝缕的拓荒之功。（◎李喜所，学者，南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