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沈氏三兄弟与好友合影。

　　抗战前，沈兼士在北京大学教书，还兼任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拿两份工资。北平沦陷翌日（1937年7月31日），他就不去故宫博物院上班了。
 

　　北大南迁后，他滞留北平，在辅仁大学任教。主持敌伪治安维持会的周养庵派沈兼士一个学生来见他，说：“文献馆还得请您主持，知道您血压高，您不必天天到馆，偶尔去去就行了。”沈兼士说：“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工作。”遂拍案把学生赶出了家门。
 

　　如此，沈兼士的收入锐减。他家里5个孩子，其中4个女儿还在读书，妻子有间歇性精神病，时好时坏，儿子沈观患严重的肺结核在疗养，经济变得极其困难。没办法，他让正在上幼师的大女儿沈萃、在天津上中学的次女沈泰辍学，省下两个人的学费。只有三女沈节、幼女沈兑因为年纪小，继续读书。
 

　　后物价飞涨，生计更加捉襟见肘。按家乡浙江吴兴风俗，下午三四点来了客人，按例要以茶食款待，除清茶之外，要上几碟点心。无力置买点心的沈家“发明”了炸面片，把面略加糖，擀成薄面片，切成小条，用油炸酥，当做点心。其实，炸面片也只是小小一碟，大约六七条。一个客人幽默地说：“有了这炸面片，沈家就成了稍慰愁思的地方。”
 

　　再后来，生活难以为继。有朋友对沈兼士说：“你是书法家，不妨在荣宝斋挂个笔单卖字吧，也可赚些钱补贴家用。”沈兼士说：“现在除了汉奸、鸦片馆老板和发国难财的奸恶之徒以外，谁有钱买字画！我是决不给这些恶人写字的。”
 

　　不久，爱子沈观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沈兼士一夜白了头。沈观，小名阿观，小时候活泼可爱，深得沈兼士的朋友鲁迅的喜爱。鲁迅曾多次赠书予他，两人成为忘年交。沈兼士写下《哭观儿》诗：“已悲年少成孤露，老泪何堪洒墓墟。廿载艰辛勤顾复，而今寂寞对楹书！”寥寥数语，无限悲凉。为补贴家用，沈兼士只好卖书。第一次卖书，他找到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朋友，卖给了图书馆。那天下午，沈兼士在小南屋找书，他讲书名，女儿们写出单子。每每一书在手，报了书名，无法割爱，最后发现肯卖的没几本，只好忍痛一一再写上。
 

　　他先后卖了几次书。沈兼士等米下锅时候，唯利是图的书商不仅出价苛刻，而且多加奚落。对于他这样的学者，卖自己的书，是痛苦的事情。其心灵的煎熬，是无法用一句“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来形容的。据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