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到古玩铺坐坐，也属违法

　　官员不准去古玩铺，这是清朝对官员的禁止性规定。原来对官员的形形色色贿赂中，有一种贿赂叫"雅贿",即给官员送字画、古董等，既可达到行贿目的，又显得"高雅",便于官员接受，也不易被察觉、查处。"雅贿"多借古董商之手进行。古董商将名贵字画或稀世之珍的古董三文不值两文"卖给"官员，再由行贿者跟古董商按实际价格结清货款。这种方式的行贿，非常诡秘。对古董店的猫腻，朝廷不是不知，为防范和杜绝"雅贿"--当然完全杜绝是做不到的，清朝禁止官员出入古玩铺。

　　清代刘声木《苌楚斋五笔》一书云：咸丰年间，"当时有某侍郎，偶至琉璃厂古玩铺闲坐，即为御史论列，获咎家居，亦为大众所不齿".有一个侍郎（"副部级"官员），偶尔至北京琉璃厂坐坐，即遭御史弹劾，丢了官职，赋闲在家。不仅如此，还被众人唾弃。

　　据此书说，光绪以后，情况大变。军机处官员、尚书、侍郎等人，就不是逛古玩店了，而是"自开古玩铺、碑帖店，自题店招牌，公然出入其间，肆无忌惮".向他们行贿的人，有的自称"门生",孝敬他们银子称"太平钱",还有什么"点心钱"."廉耻道丧，实始于此".刘声木说，清朝败亡，未尝不由于官员经商、腐败，并非由于一人愤而振臂高呼，而是由于"万众皆叛也".

　　官员出书营私，摘乌纱帽

　　古代官员写书刻书可以，但不能营利，更不能利用职务之便强买强卖。违者是要受到严惩的。

　　刘声木《苌楚斋五笔》一书写道：祁寯藻任江苏学政时，"以自己所刊各书，命诸生买读".徐松任湖南学政时，也硬性规定诸生（入学的生员，即秀才）购买自己所刻各书阅读。两位学政，利用职权将自己所写所刻的书定为必读的"教材"或"教辅读物",强行摊派，要求人手一册。这两人遭到了弹劾，受到革职处分。刘声木说，徐松"虽以精于西域与地水道之学，着名当时，号称绝学，然以自己所刊书，勒诸生买读，迹近贪利".认为这种刻了书向学生摊派的行为近于"贪利".学政是高级官员，由朝廷在侍郎、京堂、翰林、科道等官员中选进士出身者简派，负责生员的考课黜陟，并按期至所属各府厅视察考试。在三年担任学政期间，与总督、巡抚平行。而徐松不仅是高官，还是知名的西域地理、水利学者，可惜为了出书营利，被免去职务。两位学政，出书牟利，不择手段，弄得斯文扫地，结局悲惨。

　　京官外放，怎么赴任有规矩

　　京官改授地方官，怎么上任，不是由官员自行决定，而是有统一规定。接到委任状后，不得在京逗留，不得借债置办衣物、娶妻买妾。赴任时，不许绕道回家。

　　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一书云，明朝成化年间，吏部尚书姚夔说：本朝老规矩，京官选授外官，必须随即领取凭证赴任。近来外放官员在离开京城后，多偷偷返回，借贷财物，置办衣装，娶妻买妾，然后绕道回家。自今日起，外放官员限五日之内领取凭证，拖延过半月不向朝廷辞别出城者，送司法机关治罪。出了城又潜入城内者，降级使用。迟到一年以上到任者，革职为民。

　　《典故纪闻》又载：明朝正统年间，监察御史时纪被派往陕西，违反朝廷的规定私自绕道回家。并与长垣县丞萧即之勾结，在其帮助下，强娶民间女子为妾。明英宗得知此事后，认为"背违礼法，有玷风纪",下诏将时纪逮捕，送司法机关惩处。

　　明朝为何要规定外放京官必须按规定速速出城，不得逗留京城，不得出城后又返回，并不得借债呢？这是因为，明朝官员的俸禄，较之唐朝和宋朝，是很低的。而且官员上任和调动，路费要自己掏。下级官员，出不起路费的，不是少数。外放京官在京城拖延不走，并且置办衣物，甚至娶妻买妾，开销必定很大，势必举借高利贷。明朝的高利贷月息高达5分，即5%.官员上任时，债主跟着他到上任的地方，天天逼他还债，再威风的官员，这时在债主面前，也成了"孙子".为还债，官员就要搜刮民财，就要贪赃枉法。所以，为了防止外放的官员贪腐，朝廷要作出以上禁止性规定。至于不许到外地出差的京官绕道回家，也是怕他们跟家乡的"父母官"串通一气，干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明朝的这种制度设计，对官员而言，也许严苛，但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