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来新夏:传教士的贡献不该被埋没

时间:2013-09-27 08:30来源:光明网 作者:来新夏 点击: 载入中...

传教士

 

  一

 


  人物是历史的灵魂,但是不论研究,还是阅读,常常遇到的多是人们翻来覆去,耳熟能详的那些人。只不过不同的撰者,从正面、侧面、反面,说东道西地把好端端一位历史人物解剖得七零八落,让读者看不清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更不知有多少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曾着有功绩的人物,却被掩埋得很深很久,在期待被发掘出土。


  如今有个怪异的现象,凡发掘出几具古尸和若干古器物,常会引起一阵欢呼和感叹。于是发掘报告、研究论文、随笔札记,都会接踵而至。有些还被列入当年几大发现之一。但当有人发掘出一位值得称道的历史人物,并在艰苦搜求翔实可信资料基础上,按照历史人物成长的历程,耗费数年研究,编次成书后,使一位久受沉埋的历史人物得见天日,使历史增新貌,为后世垂典范,却往往未能如愿受到关注,最幸运的不过昙花一现,更多的是没没无闻,很少有人再提起,这很不公平。


  还有一种现象,那就是在史学着述中,圈外人的着述往往比圈内人更受看,更能得其要领。十年前我读过一位机械专业出身的高工张贵祥先生撰写的《大三国演记》。这部书记述了宋、辽、金、西夏的对峙,直至元统一,历时三百年的两个三角形的纷乱历史,比专攻这段历史的人条理得更清楚明晰。


  我渐渐厌烦那些被人们谈得很多的历史人物,你争我辨,你是我非,只凭手头一点资料,闹烘烘地瞎辩论。我期待更多地发掘新人物,广泛搜集有关资料,把这个人物说清楚,能引人入胜的着述。十年后,我有幸又看到一部我喜欢的人物传记,那就是沈迦先生近年撰写的《寻找·苏慧廉》一书。


  沈迦先生做过记者,后经商,现居加拿大,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读过他写的两部书:一是《普通人》,二是《寻找·苏慧廉》。前者读过而已,后一种却引发我若干遐思。


  为什么我爱读的史学着述多出自史学圈外人之手?或许是他们没有经受史学专业训练,也就不会为那么多框框所局限。更可能是他们出自一种自发的"还史与民"的理念,想写些有扎实资料基础,能让民众读懂的史书,而专业人士则陈义甚高,故作深沉地写些只有少数圈内人读之昏昏的文字。那么他们所选的题材对否?张贵祥先生理清了中国历史上最纠缠混乱的年代。沈迦先生挖掘沉埋已久的一位有过历史贡献的外国传教士。


  我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一个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做好他应该做的事,并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有所贡献,就应给以注意。沈先生从本乡本土所挖掘出来的传主,正是这样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


  《寻找·苏慧廉》的传主苏慧廉,1861年1月23日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哈利法可斯城。1883年1月,时年22岁的他被英国循道公会派驻温州任传教士,直至1907年才离开。他在中国居留了前后24年,做了不少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工作。他将《圣经》翻成温州方言,将《论语》译成英文,并开办中等学校。在离开温州后,他还担任过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和牛津大学汉学教授。1935年5月14日,他在牛津寓所逝世,享年74岁。他在所着《中国与英国》中曾写下几句话,自评其与中国的关系说:"不管我如何评述中国,我都是带着一种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真挚情感。我曾服务于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的半生。"沈迦先生的《寻找·苏慧廉》一书,正是传主这几句话长长的注脚。

 

 

  二

 


  沈迦先生的撰作起意,是听说温州图书馆藏有传主的二部英文着作,尘封已久。这样一条线索,引动沈迦先生进一步"寻找".2007年沈迦决心写传,2009年他亲临传主夫妇在英墓地,仔细地考实他们的人生终点,并以此为爆破点,启动了撰着。他开始循着传主一生的路线前进,这也是撰者全书的主线。撰者在自序中明确地交待说:"这本书的主线虽是以传主的生平展开,其实也是沿着寻访的过程一路走来。"沈迦先生走的是传主走过的路,但不是简单的重复。他在和传主同步前进时,还随时随地地捎带着描述一路上所见所闻的地情社况。


  沈迦先生为了征信于读者,他在自序中详细地写他去英、美、加等国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的经历。据统计,他经眼的档案、着述、专着和论文、资料等多达280种。除此之外,他"还走访了苏慧廉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从温州到太原,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澳门,从牛津到剑桥,英伦半岛也去了两趟,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他不惮烦劳地写下这些文字的目的,不是炫奇,而是留给后人一张寻宝的路线图,他以实际作为说明书中记事,都是"事事有来源,字字有根据",没有违反历史笔法的规范。


  这部传记不仅细心地刻画了这位传教士不平凡的一生,还叙述了他的亲友和时代,使全书充满了感情。在最后一章即第八章《暮年》第三节《苏慧廉之后》中,又写了苏慧廉未能放下心的几件事。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传主了。不过遗憾的是,书中之后又孤零零地增写《后来》一段,为的是重点地记录1948-2011年之间的事迹,实为添足之笔。也许撰者主观上是想加重对传主的关怀--遗响未绝,实际上这个《后来》无依无靠,不符体例,不如并入第八章下第三节或直接置入附录,更为爽利些。


  这部人物传记,不像其他传记。他写了千余条注释,几乎是每页都有边注,颇似学术专着,如果单独抽出来,可成另一本书。这一方面是撰者想尽力遵循史学规范,更重要的是他受了苏慧廉的老师里雅各遗训的影响。里雅各在翻译中国《四书五经》时说过:


  (本段用楷体,上下各空一行)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九十九个会对长长的评论性的注释丝毫也不在意,但是第一百个读者将产生出来,他会发现这些所谓长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就只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


  沈迦先生希望读者"能沿着这些虽粗糙,但颇费力搭建的路标,走向更远方".事实确是如此,我作为"第一百个读者",通读了每一条注释,有时超出了对本文的注意力,果然受益匪非浅。第一,它填充了我若干空位的知识缺口;第二,从注释内容了解到撰者的书外弦音;第三,从注释内容所涉及的枝蔓,启动了选择新题目的思路。这也是撰者便利读者的一种善举。撰者还为本书编写了传主的年谱简编置于《附录》,也具有这样的意图。如果在《附录》中能再编一份全书综合索引的话,那将更为完善。

 

 

  三

 


  才学识是中国对写史者的传统要求,沈迦先生在写这本书时,凸现了他的史识。他要是没有相当的胆识,就不会轻易涉足于为外国传教士写传记这类"禁区".近几十年,外国传教士恶名随身。写传教士无论怎么都会与政治挂勾,如通信往来就可以是递送情报的铁证,生活方式的不同就有和平演变的嫌疑,普及教育、推动卫生是一种小恩小惠等等,而有些对中国社会和民众有益的人和事亦常被掩盖和埋没,或者被定为"别有用心"或"客观上的影响"等等。以致历史学者马勇在读过这本书后曾发感慨说:


  (本段用楷体,上下各空一行)中国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族群,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谢谢,缺少一句对不起。在这一长串传教士名单中,苏慧廉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这部书忠实记载了苏慧廉极不平凡的生命轨迹,值得一读。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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