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点重重引来猜想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在戴氏家谱不同年代的修谱序中，都有关于戴瑞珊的叙述。

　　《康熙壬辰修谱序》中写道：“建文朝有东山公者，为西川学宪，值靖难之乱，避迹云阳，当斯时变，一时从亡殉难诸君子，炫赫震荡，照耀千古，而公亦于其列。”

　　在家谱第一卷中，有一篇没有署名、疑似写于清雍正年间的《戴氏始迁祖颠末考》，里面写道：“建文三年，拜四川提学副使，迨靖难师起，京师失守，帝出亡，公即弃官，以家托于至交王用宾先生处，先生时为丹阳教授，公之家遂居焉。公乃变姓名，只身江湖踪迹帝之所在，跋涉数万里，间关三十年，仅得一见帝于穹浪山中。”

　　在《乾隆甲辰修谱序》中则写道：“当读明史至靖难师起，一时慷慨赴义，如方黄景铁诸君子，固已垂光竹帛，昭若日星。他如督学戴公国珍，于败亡逋窜之余，间关数万里，君臣相遇，痛哭失声，忠愤之气，赫赫昭人耳目。”

　　比较这三篇文章可以发现，在康熙年间的修谱序中，戴瑞珊和其他君子一道“从亡殉难”;从雍正年间的《戴氏始迁祖颠末考》开始，就提到戴瑞珊寻找到建文帝的事情，所述和《东山公墓志铭》里的记载吻合。

　　因戴瑞珊不在丹阳为官，除家谱之外，丹阳现有的史料中，找不到关于戴瑞珊的更多记载，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一名研究镇江古代史的学者称，戴瑞珊找到过建文帝的说法根本没有听说过，尚待考证。

　　戴壁城也表示，在他看到这篇墓志铭之前，家族中从没有听过跟建文帝有关的传说。

　　很显然，以上推断建立在该墓志铭所述为事实的基础上。值得一提的是，王观写的这篇墓志铭并没有讲明写作时间，但根据王观所处的年代可以推断，这篇墓志铭的历史近600年。

　　戴壁城感到不解的是，这么多年来，“祖先找到过建文帝”这样重大的一件事情为何鲜为人知？也许墓志铭的开头中可以找到一部分答案，在墓志铭中，王观一方面大赞戴瑞珊的忠烈，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其低调的态度，“士有大节，不愿于当时荣名，不垂于后世，泯然与草木同朽……”

　　不过，与其说是低调，还不如说是不敢张扬。墓志铭开头就写道：“即如吾友东山公之事君大节，亦足千古。厄于时事，遂不得传，非不得传，不可传不敢传也，不敢传者，时所讳也……”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戴瑞珊见到建文帝的事情并不敢宣布，也没有外传。

　　墓志铭中，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戴瑞珊见到建文帝的地点--穹浪山。墓志铭中，没有更多关于该地名的记载。对此，戴壁城提出猜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王观为了保护建文帝，对他的藏身之所一笔带过，不敢仔细描述。

　　那么是否真有这个地名？这个地方在哪儿？也有传说，建文帝死后埋葬在苏州穹窿山，穹浪山和穹窿山读音相似，但二者是否为同一地方，不得而知。

　　“家谱里的记载只能作为参考”

　　现代快报记者找到了《丹阳家谱提要》一书作者吉育斌。吉育斌研究家谱10年以上，他的研究范围从本家族，逐渐扩大到丹阳其他家族。

　　吉育斌说，戴壁城复制到的是民国版的《云阳戴氏家乘》，丹阳档案管里也有复印件，“这套家谱我一直非常看好”. 吉育斌指出，整套家谱资料详实，民国时期于右任、宋子文、孔祥熙等名人均为该家谱作序撰文，这么多当时的要员在家谱中留名，和民国时期丹阳实业家戴则均不无关系，“戴则均的府邸戴家花园，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总前委‘,是邓小平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如今，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已成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

　　吉育斌认为，家谱重修目录显示，康熙、乾隆、道光、光绪时期，戴氏均有修过家谱。“家谱是修出来的，只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内容，基本不会减少的，所以看不看到康熙谱，没有实质意义。家谱在民间这样传承：新谱诞生之日，就是旧谱销毁之时，只有一两部会在祠堂中存档，其他的都是要销毁的，因为旧谱已经不能代表这个家族的全部了。”

　　吉育斌说，南京图书馆藏有光绪元年修的《云阳戴氏家乘》。他看过民国版的《云阳戴氏家乘》，里面确实有《东山公墓志铭》，不过他并未细读。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家谱，记载本族的史料可信度相当高。”吉育斌介绍，根据家谱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史，宋代之前，家谱都是官方修的，宋代之后才逐步走入民间，家谱的功能发生了转变，修谱的动机更加单纯，“续修家谱转为民间，宋之后的家谱功能主要是理清血脉，敦宗睦族和教化子孙等。”

　　吉育斌认为，《东山公墓志铭》里记载的事情，按照时间推断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康熙年间修家谱时，距离建文帝就已相差300年左右，至少相隔10代人，“如果是口传的话疑点就更多了。”

　　吉育斌表示，虽然明清家谱的可信度比较高，但要概括一个人，墓志铭显然还不够，“家谱都是写自己人，没有标准和监督，墓志铭也一样。建文帝的传说很多，史学界没有定论，家谱的权威性不足以作为铁证，只能作为参考。”

　　建文帝“自焚说”和“出亡说”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历来有自焚说和出亡说两种观点。

　　明史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潘群说，关于建文帝的生死问题，最早官方记载是建文帝的政敌朱棣及其子孙手下文人所撰写的《明太宗实录》：“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但如果比对一下朝鲜的《李朝实录》就发现问题大了。

　　潘群认为，建文帝“烧死说”不足信，而且明史中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在《明史·姚广孝传》以及《明史·胡濙传》中都有相关建文帝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是否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那具烧焦的尸体可能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则削发为僧外逃了。朱棣为此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胡濙四处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长达16年。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濙将自己访得的关于建文帝的消息，悉数告诉了朱棣。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他们之间具体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朱棣“至是疑始释”.

　　建文帝究竟是自焚而死呢，还是由密道逃离南京？两说各有道理，但谁也拿不出决定性的证据，一锤定音地击败对方。当年清朝编修《明史》之时，明史馆中诸史臣即对此意见不一。撰写《明史·恭闵帝本纪》的徐嘉炎认为建文帝未死于火，而是逊国外逃。而同在明史馆的着名学者朱彝尊则相信《明实录》的记载，认为建文帝已死于火。于是，在修撰《明史·恭闵帝本纪》时，只好运用如下表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以折中双方的观点。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