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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一天,中南海。毛泽东召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高级知识分子商议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郑重地召集高级知识分子商议事情,几乎都预示着有重大国事。解放初期的国旗问题,国徽问题,国歌问题,莫不如此。
而这一次,商议的是一个词--院士。
走进中南海的郭沫若等科学家,有许多都是原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科学院是否也要有一个院士制,是否在这座科学金字塔的塔尖上也点缀上一颗“院士”的明珠,以负起领导整个中国的科学学术之责,对此,毛泽东拿不定主意。
科学界议论纷纷,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们,有相当多的科学家希望恢复院士制。
没有资料表明,在毛泽东召集的这次特殊会议上,有什么纷争的场面。但郭沫若先生一定慎重地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中南海,在毛泽东的身边,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院士”这个词不能用,起码暂时不能用。那么,想个新词吧,要和“院士”一词具有同样的量级。
起了好多个名称,毛泽东听了,连连摇头。最后他把目光扫向了郭沫若。
“沫若兄,”他过去这样称呼郭老,现在还是一样,“你有什么见解?”
“要我看,”郭沫若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是否可以叫‘翰林'?”
毛泽东的眼中流露出惊讶,但突然间,爆发出一阵大笑。
毛泽东知道,郭沫若先生提出以“翰林”代“院士”,有他特定的含义在,那就是,我们可以让“翰林”这个词,经过赋予新的内容而推陈出新。但毛泽东觉得,它太旧了,已经是一具陈尸,没有任何一种起死回生的药能使它复活。
后来,毛泽东说过:“历代的翰林、状元都没有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都是不成功的。”
因此,算啦,翰林,这个词,我们不用。再想一个。
所有的科学家都为难了。翰林,不能用;院士,不想用:想出来的词,又要与院士有同样的量级。难乎哉!
但还是要想。而且,要想出能与院士有同等量级的词,先要知道院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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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年,经过了多少年的变革,法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批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此后,英国皇家学院,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纷纷使用“院士”这一称谓,来命名自己国家最杰出的科学家。这是学术界给科学家的最高荣誉称号。
在中国,院士和院士制的最终形成,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
中国最早的院士诞生于1948年。比西方院士的诞生,迟到282年。
这不仅是一个院士词组的迟到,它是现代教育和现代科学在中国的迟到。
院士与翰林最本质的区别是:翰林为知识分子升官而产生,院士为科学发展而助动:翰林是中国科举制的归宿,院士是现代科学体制的硕果;翰林是在封建制度下滞后于科学的传统教育中孵化出来的,院士必须由永远站立在世界潮头的现代教育科学所孕育。
有一个现象: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是先有院士而后有科学院,科学院必须以院士为学术领导和其基本的成员。而在中国,1928年便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但其中却只有研究机构,实行院士制是在整整20年后的1948年。
这种科学院与院士的倒置不是偶然的。没有现代化的教育,培养不出现代化的学子;没有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学子,从事不了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没有现代科学研究,便没有产生现代科研团体的基础;没有现代科学团体的存在,就产生不了科学家;没有大量存在的科学家,从何产生科学家中的精英--科学院士?
而这条路--这条能够产生出中国院士的道路,中国人走了好长好长。
1862年,大清朝创办同文馆,5年后设天文算学课,由西方传教士授课,又过5年,方才有了一份“八年课程表”.
1866年,马尾造船厂附设一个西式工业技术学校--福建船政学堂,为中国官办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学堂。此后,民间“新学堂”在中国兴起。
1880年,开天津水师学堂,为中国第一所军事学校。
1882年,同文馆校长,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访西方,收集西方教育资料,于1883年出版《西学考略》,为中国第一部现代教育专着。
1887年,算学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
1896年,撤消“四书五经”课程。
1898年,光绪皇帝下令“废科举”,当年失败,科举制恢复。
1901年,慈禧下诏变法,开经济特科,为八股取士之补充。8月废八股取士。
同年9月,诏令各省设立学堂,为大兴现代教育之始。
同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同年,张百熙拟定《钦定学堂章程》,为中国第一个法定的、公布的、完备的学校章程,从蒙学(幼儿教育)、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大学堂直至大学院(相当研究生院),都有了法定的规定,史称“壬寅学制”.
1905年,彻底废除科举制。
这张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生产清单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中国的学生,今后再上学,已经有了学习“新学”的体制,而废除科举,又堵死了文行旧轨--从知识阶层(士子)向政治领域(官僚)进军的唯一途径。只有在这样的“新学体制”下,才会逐渐产生新的学人和新型的现代科学家。
但要生产出院士,这样的教育还差得很远。首先,虽然有大学的制度,可现代大学的师资在哪里?而没有现代大学教育,又怎能教育出现代科学家?名师才能出高徒。先得有中国自己的名师。
中国第一代留学热,就在这时汹涌起来。此前也有过留学生,但文行旧轨(科举)未除,留学学成了又有什么用。
首先是东洋留学潮。1900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100人左右,到1906年,达到了1500名。
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科学制度起了最大推动力的是潮涌西洋的“庚款留学”.
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中国,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其战争赔款项规定:作为战败国的中国,每个中国人要拿出一两银子,赔偿侵略者的战争损失。其时,中国有4亿5千万人,就要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规定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达9亿8千万两!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