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创伤似乎已经愈合了大半，泾原兵变的阴霾也已散去了不少。在将几个“不识时务”的“刚愎”文人投诸荒裔后，年轻的唐宪宗走上了历史舞台，创造了一段中兴的佳话，史称“元和中兴”.

　　唐朝的文人是有着鲜明个性的。魏晋南朝的放荡风流之气在他们的身上流动，儒家的礼仪彝伦同样约束着他们。他们渴望一登台阁，陶钧天下。可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官微身卑，根本左右不了政治的方向。他们能做的，只是在诗文中一次又一次吟咏尧舜三代的大同之世，或攥着自己苦心炼成的文章，奔走在一个又一个执政者的门下，末了，或换来一个“燥竞”的恶名，或博来一声“矫俗”的嘲笑。

　　眼见年华逝去，九阙重楼，天子之颜未尝得见，理想终归是理想。或放白鹿于青崖，或拊膺而长啸：我本山林之人，岂羡人间富贵？泪也不尝流，世间终是太平，饮酒弹琴，茕茕终老而已。或也有几个文人，中了举，做了官，一腔报君之情，正待此时。可叹，总是生不逢时，君王固是明君，只恨有几个刑余阉奴、口蜜小人，浮云蔽日，惟能徒呼奈何。

　　唐宪宗是一位出色的君主，他的才能和胆识都不亚于西汉中宗汉宣帝。可是，唐朝文人却因他饱含心酸。文章大家韩愈，极谏宪宗崇迎佛骨，却只能流落潮州。这一饱含忠义的行为又能否换来世人的同情呢？成书五代的《旧唐书》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而已！

　　读至此句，顿觉文人之宿疾，尽在这八字之中！作为那个时代最坚贞不屈的人们，他们于父孝，于君忠，却恰恰忽略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尽管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尧舜时的究竟，但他们必须也愿意坚信尧舜那个时代的政治清明以及三代后的教化凌迟，他们时刻怀着“致君尧舜上”的信念，太古的太平之世成为了他们梦想的源泉。他们时刻怀着对天下的焦虑，他们渴望一展抱负，为了自己，也为了天下。

　　所以，他们是“拙于世务”的，他们不知道政治清明的背后藏着多少险恶。当元和时藩镇林立，唐宪宗需要的不再是所谓的教化，而是更直接而坚实的力量。他需要的也不是交心的忠臣清官，而是他所能驾驭的强臣和贪财渎货的谋臣。当在混乱的世间建立秩序的时候，道德仁义都可以暂时搁置，因为坚持这些只会让天下遭受更大的苦难，这天下包括百姓，也包括文人。

　　所以唐宪宗需要那些酷吏、贪官、胥吏，百姓也同样需要。当英武的唐宪宗荡平各地藩镇的时候，起了关键作用的正是这些不齿之徒。后勤转运所需的资金，恰是这些善于掊敛和理财的胥吏所供给的；负责在前线鏖战的，也正是那些观望倨傲的藩镇节度。而文人却在一次又一次上书宪宗，苦谏宪宗罢兵养民。“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这句古老的话语，在唐代文人的吟咏中，真正注入了他们崇高的理想。可宪宗冰冷而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古老而腐朽的建议，在文人的感慨和痛心中铸造了“元和中兴”.

　　或许只在宪宗为宦官所弑和唐朝崩溃的那一刻，文人才真正地纾怀了，他们“不法古道，必将灭亡”的预言终于成真了。现实给了他们感慨的机会，证明了他们是真正意识到清平后危机的人。但历史滚滚而前，吞没了他们痛心的话语，只剩下一个“元和中兴”的名称和万卷的诗书文章，证明这一切过往的存在。

　　后世的文人并没有给“元和中兴”太高的评价。这用兵燹和流血铸造的中兴盛世并不是他们梦想中的太平之世。他们继续寻找着，世间第二个尧、第二个舜，直到那时，就是他们真正走入政治的时候。而唐朝的文人们，在政治浑浊而深不见底的河流前，留下了足迹，却未真正踏入这条他们梦想中的清澈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