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一天，几个笨重的大木箱漂洋过海来到广州，箱里装着的是一种颇有些神秘的新机器。跟以往从海外运来的机器不同，这机器是专门用来造钱--银元的。主持引进这种机器的是张之洞，当时他正在两广总督任上。
随着列强侵入，外国银元越来越多进入中国各地，大批的白银被套走。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上书朝廷，请求自铸银元，以为抵制。获准后，张之洞遂在广州设立造币厂，引进机器，于次年正式生产出了“大清帝国”的机制银元，命名为“光绪元宝”.
机制银元的面世，引来各省竞相效仿，一时广为流通。张之洞此举，改变了积习千年的银两制，影响深远。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也就是在国产机制银元出来的十年后，贵阳等地也逐渐流通起了这种“机制银元”.不过，直到民国时期，贵州才开始有了本省自己铸造的银元。
说到贵州铸造钱币的事，话题得拉回到雍正八年（1730年）。
在这一年，清廷给贵州设了一个新的机构--“宝黔局”.
清王朝建立后，为了适应政治和经济的需要，除了在京城设有专门的造币机构（相当于中央造币厂）外，在各地也设立了一些造币机构，铸造发行铜钱，同时禁止使用并收回南明王朝等时代的各类钱币。
在贵州的这个“宝黔局”,就专门负责在贵州铸造和发行铜钱，同时还负责回收南明王朝的各类钱币，吴三桂时期的“利用通宝”,大西军发行的“大顺通宝”等，统统地扔进炉子里化掉。
估计是考虑到铜、铅等原材料采掘和运输的方便，最初，这个“局”设在毕节，铸钱的炉子（“官炉”）自然也建在毕节，乾隆时期这“局”才迁到省城贵阳。贵阳城有了宝黔局后，建起了“官炉”（就在今天的雪涯路附近，时称“钱局巷”），使用云南来的滇铜，开始铸造铜钱。在贵阳城铸造的这些圆形方孔的铜钱，上面特别铸有“宝”、“黔”二字，人们常称其为“雍正通宝”.
但这并不是贵州首次铸造钱币，早在明弘治年间，贵州就已经铸造过好几批钱币。这得追叙到明弘治三年（1490年），某日，登基不久的明孝宗朱佑樘把大臣们招来，开了一个“碰头会”,议题就是关于准许贵州、云南、湖广、福建诸省铸钱的问题。这几个省在大明王朝的版图上都尚属于边远地区，朝廷拟开放这些省自己铸钱，把这些地区经济活动纳入了中央王朝的视野，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很利于这些省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会各位对此自然也无异议。
按说，一致通过了就发文件吧，可没料到这文件竟然拖了13年--拖到了弘治十六年（1503年），朝廷才正式行文通知这些省：你们那里可以铸钱了，就铸“弘治通宝”吧--此时，距贵州建省都已经过去了整整90年。
真是“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啊！
贵州铸钱自明代始，但贵州的钱币流通则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宋元时期。只不过那时在市场上最主要充当交易媒介的，还是多为朱砂、丝绸、绣品、食盐等，甚至包括了茴香--扛着大麻袋厨房里的作料满大街转悠，累不累啊？这在今天看来很有些搞笑。
到北宋景佑年间（1034-1038年），官方从江苏、广西等地调运了30余万枚铜钱入贵州，贵州民间这才开始比较多地使用铜钱。当时的贵阳城自然是使用这种钱币最多的地方。
在开铸“弘治通宝”后，明朝时期贵州还相继铸造过“万历通宝”、“崇祯通宝”等。其中的“崇祯通宝”上还特别铸有“贵”字。这种钱币形制多样，数量大，流通也最为广泛。
明末，南明小朝廷频迭，各路枭雄竞起，贵州也随着城头“大王旗”的变换，陆续铸造了“弘光通宝”、“隆武通宝”、“永历通宝”等；孙可望进入云贵后，又铸造了“大顺通宝”、“兴朝通宝”;自然，那个吴三桂也不甘人后，铸了“利用通宝”和“昭武通宝”;其孙吴世璠贵阳“登基”,改年号“洪化”,也十分积极地铸造了“洪化通宝”.这种种“通宝”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时期贵州、贵阳时局的动荡和经济的混乱。
清代，从顺治到康熙，贵州使用的钱币基本上由外地调入，直到设立了“宝黔局”.只是这宝黔局的造币也时断时续，如道光四年（1824年）就因故停铸，且一停就差不多停了20年。
这以后的150余年里，除了同治皇帝时期的贵州没有新铸造钱币外，乾隆至光绪年间，都铸造有当时年号的各种“通宝”.咸丰和光绪年间，还造了面值较大的“咸丰重宝”、“光绪重宝”（一个可当五个、十个用）。
嘉庆之前贵州“宝黔局”铸造的铜钱质量较好，也就是成色好，分量足。不料因此“遭来横祸”,被后来的人拿去融化重铸（掺杂使假），正品流传下来的反而较少，成为钱币收藏界的追求。
清代银与铜钱同时都在市面上流通，光绪十四年（1888年），贵阳还铸造过银锭。这种银锭上铸有“宝黔”二字，被称作“贵州银饼”.机制银元流通后，市面上使用铜钱、银锭的情况逐渐衰微。最早铸造贵州本省银元的是周西成，时间约在1924年，时称“周大洋”.其后主政贵州的各路土豪，也都十分积极踊跃地铸造银元，还印发纸币（有的纸币短命到只上市了7天）--这是个只赚不赔般的买卖，自然谁也不肯有半点落后，只是苦了贵州的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