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是鸦片战争史、戊戌变法史领域的专家，分别于20年前和10年前出版过产生很大影响的相关着作。近年，他埋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的“张之洞档案”,史料的新发现总让他觉得惊心动魄。

　　长期以来，研究戊戌变法，人们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而今人们渐渐发现，康有为语多自夸自扬，梁启超早期对老师又倾向于盲从盲信，很多重大而复杂的事件过早给出了结论。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在匆忙中搭建，根基不深。年轻一点的学者碰到茅海建常说，很多看似已有定评的“史实”,一考（证）即错。

　　茅海建的新作《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以留档至今的大量电报为基础，考索张之洞与朝廷、同僚、友朋之间的奏折函电，许多属于当时的高层秘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戊戌变法玄机的幽深侧面。

　　近日，茅海建接受本报《读+》专访表示，早于1907年张之洞获授军机大臣之前近10年，他有过一次进京辅政的机会，那次恰在“戊戌变法”前夕。

天分极高，脱颖而出

　　张之洞是晚清政界的特例，茅海建说。张有极高的天分，这种天分使他在狭窄的科举之途上脱颖而出，又在人才云集的翰林院大显才华，成为光绪初年风头十足的清流干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以军功封疆不同，纯以文章而发达封疆。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睐，从殿试名次的提前，到地方大员的出任，以及人生数次关键时刻，“慈恩”总是或显或隐。

　　张之洞的历史舞台主要在湖北。1889年至1907年他担任湖广总督。他创办汉阳铁厂，首设警察，多项“洋务”创下全国第一。张之洞虽是地方官，却心忧天下，时刻注视天下学术与思潮。他广致人才，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黄遵宪等时代俊杰莫不或慕名或受邀前来武昌，与他深谈浅晤。

　　他门生故吏半天下，幕中多有新派人士，为众多有志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士子官员所瞩目。他擅长处理涉外事务，就连京中守旧派人士也赞他“在湖北晴川阁上宴俄太子，礼仪不卑不亢”.

　　辜鸿铭曾有英文着作状写张之洞在武昌思考中国时局的生动写照：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要扮演一个非常困难的角色。我曾经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开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顶楼召开。我至今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月，朝廷有大理寺卿弹劾张之洞，罗列四大罪状：怠慢政务、重用恶吏、滥耗钱财、总督衙门被毁不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用语大体属实，张之洞起居无时，常常下午入睡，晚上10时起来办公。他个人好恶重，花钱如泥沙。

　　但是茅海建认为，张之洞的事业大多是传统社会没有先例的，先行者自然会多走弯路，多付学费。

赞同变法，但反对康有为

　　张之洞短暂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结识康有为，与康有过数度深夜长谈。那时，他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家人朋友劝他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最初他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筹款1500两白银支持康有为创办《强学报》，其中500两是自己解囊。

　　但在《强学报》创刊号中，康有为的做法引起了张之洞极大不快：康刊发不能公开的光绪帝“上谕”,并用旁注文字自诩自重。更“令人骇异”的是，刊物首页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纪年，擅自“奉正朔”.这在现代国家也不合规程。《强学报》只办了3期即被张之洞叫停，两人渐行渐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康有为进京，政治上就要一展身手。张之洞对他们由警惕转向担忧。他认为康所主张的“平等、民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他们两个所理解的平等、民权，均与现代政治概念相去甚远）。

　　但张之洞毕竟是新派人物，从未向康有为“公发难端”.他不反对变法，只是希望来一场没有康有为的变法。为阐明自己的政治与学术思想，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春主持撰写《劝学篇》，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二是针对保守官员的“迂说”.书多变法主张，经光绪帝推广产生了巨大影响。

　　茅海建指出，这部写于变法前夕的《劝学篇》，因间有“非康”言论，清廷清算维新派时反助张之洞“免议”.

一把火让他进京搁浅

　　就在“百日维新”前夕，清朝中枢有过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这一动议差点成为现实。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亲王奕，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而奕寿日无多。在慈禧太后及一班老臣眼中，一旦恭亲王去世，将无人制约翁同龢。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是光绪帝的师傅。

　　在此背景下，戊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慈禧足足思考了3天。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张之洞接旨后一头雾水，四处打听“两宫”真实意图，知道自己入京后“或有大用”,却高兴不起来，推诿迁延，光绪帝则严词催促。

　　张在惴惴不安中上了路。人在途中，沙市招商局更夫与湖南船帮发生械斗，船帮放火点着了海关，延烧到日本领事住宅。光绪帝下旨，着张之洞回归本任处理。有迹象表明，翁同龢对此旨出台施展了手段。此后北京政情大变，奕去世，慈禧起用王文韶、荣禄、刚毅等取代翁同龢，电告张“勿庸来京陛见”.

　　茅海建感叹，如果不是沙市事件突发，翁同龢不从中阻挠，张之洞应于戊戌年四月初（月底变法开始）到达北京。如果他辅政，必不会听命于翁同龢。翁、张两人只是政策分歧，并无不可解的恩怨，也许会互为推重，形成政治平衡。张将阻止康有为一派的冒进和保守派的反动，清末新政或提前实施。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戊戌变法匆忙展开，100多天后，政变到来，血腥跟进。

戊戌变法仍有巨大谜团

　　读+: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很多，你此前也写过这方面着作，为什么再次聚焦戊戌变法？

　　茅海建：对于戊戌变法，我们也许该追问的是，我们已知的史实有多少是靠得住的，双方当事人对于“改革”的态度有多少交集，那些“改良”的标签有多少是值得推敲的。把史实弄清楚是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