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差点改变“戊戌变法”

时间:2014-04-19 08:30来源:长江日报 作者: 点击: 载入中...

戊戌变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是鸦片战争史、戊戌变法史领域的专家,分别于20年前和10年前出版过产生很大影响的相关着作。近年,他埋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的“张之洞档案”,史料的新发现总让他觉得惊心动魄。


  长期以来,研究戊戌变法,人们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而今人们渐渐发现,康有为语多自夸自扬,梁启超早期对老师又倾向于盲从盲信,很多重大而复杂的事件过早给出了结论。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在匆忙中搭建,根基不深。年轻一点的学者碰到茅海建常说,很多看似已有定评的“史实”,一考(证)即错。


  茅海建的新作《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以留档至今的大量电报为基础,考索张之洞与朝廷、同僚、友朋之间的奏折函电,许多属于当时的高层秘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戊戌变法玄机的幽深侧面。


  近日,茅海建接受本报《读+》专访表示,早于1907年张之洞获授军机大臣之前近10年,他有过一次进京辅政的机会,那次恰在“戊戌变法”前夕。


 

天分极高,脱颖而出

 


  张之洞是晚清政界的特例,茅海建说。张有极高的天分,这种天分使他在狭窄的科举之途上脱颖而出,又在人才云集的翰林院大显才华,成为光绪初年风头十足的清流干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以军功封疆不同,纯以文章而发达封疆。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睐,从殿试名次的提前,到地方大员的出任,以及人生数次关键时刻,“慈恩”总是或显或隐。


  张之洞的历史舞台主要在湖北。1889年至1907年他担任湖广总督。他创办汉阳铁厂,首设警察,多项“洋务”创下全国第一。张之洞虽是地方官,却心忧天下,时刻注视天下学术与思潮。他广致人才,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黄遵宪等时代俊杰莫不或慕名或受邀前来武昌,与他深谈浅晤。


  他门生故吏半天下,幕中多有新派人士,为众多有志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士子官员所瞩目。他擅长处理涉外事务,就连京中守旧派人士也赞他“在湖北晴川阁上宴俄太子,礼仪不卑不亢”.


  辜鸿铭曾有英文着作状写张之洞在武昌思考中国时局的生动写照: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要扮演一个非常困难的角色。我曾经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开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顶楼召开。我至今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月,朝廷有大理寺卿弹劾张之洞,罗列四大罪状:怠慢政务、重用恶吏、滥耗钱财、总督衙门被毁不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用语大体属实,张之洞起居无时,常常下午入睡,晚上10时起来办公。他个人好恶重,花钱如泥沙。


  但是茅海建认为,张之洞的事业大多是传统社会没有先例的,先行者自然会多走弯路,多付学费。


 

赞同变法,但反对康有为

 


  张之洞短暂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结识康有为,与康有过数度深夜长谈。那时,他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家人朋友劝他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最初他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筹款1500两白银支持康有为创办《强学报》,其中500两是自己解囊。


  但在《强学报》创刊号中,康有为的做法引起了张之洞极大不快:康刊发不能公开的光绪帝“上谕”,并用旁注文字自诩自重。更“令人骇异”的是,刊物首页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纪年,擅自“奉正朔”.这在现代国家也不合规程。《强学报》只办了3期即被张之洞叫停,两人渐行渐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康有为进京,政治上就要一展身手。张之洞对他们由警惕转向担忧。他认为康所主张的“平等、民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他们两个所理解的平等、民权,均与现代政治概念相去甚远)。


  但张之洞毕竟是新派人物,从未向康有为“公发难端”.他不反对变法,只是希望来一场没有康有为的变法。为阐明自己的政治与学术思想,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春主持撰写《劝学篇》,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二是针对保守官员的“迂说”.书多变法主张,经光绪帝推广产生了巨大影响。


  茅海建指出,这部写于变法前夕的《劝学篇》,因间有“非康”言论,清廷清算维新派时反助张之洞“免议”.


 

一把火让他进京搁浅

 


  就在“百日维新”前夕,清朝中枢有过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这一动议差点成为现实。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亲王奕,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而奕寿日无多。在慈禧太后及一班老臣眼中,一旦恭亲王去世,将无人制约翁同龢。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是光绪帝的师傅。


  在此背景下,戊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慈禧足足思考了3天。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张之洞接旨后一头雾水,四处打听“两宫”真实意图,知道自己入京后“或有大用”,却高兴不起来,推诿迁延,光绪帝则严词催促。


  张在惴惴不安中上了路。人在途中,沙市招商局更夫与湖南船帮发生械斗,船帮放火点着了海关,延烧到日本领事住宅。光绪帝下旨,着张之洞回归本任处理。有迹象表明,翁同龢对此旨出台施展了手段。此后北京政情大变,奕去世,慈禧起用王文韶、荣禄、刚毅等取代翁同龢,电告张“勿庸来京陛见”.


  茅海建感叹,如果不是沙市事件突发,翁同龢不从中阻挠,张之洞应于戊戌年四月初(月底变法开始)到达北京。如果他辅政,必不会听命于翁同龢。翁、张两人只是政策分歧,并无不可解的恩怨,也许会互为推重,形成政治平衡。张将阻止康有为一派的冒进和保守派的反动,清末新政或提前实施。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戊戌变法匆忙展开,100多天后,政变到来,血腥跟进。


 

戊戌变法仍有巨大谜团

 


  读+: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很多,你此前也写过这方面着作,为什么再次聚焦戊戌变法?


  茅海建:对于戊戌变法,我们也许该追问的是,我们已知的史实有多少是靠得住的,双方当事人对于“改革”的态度有多少交集,那些“改良”的标签有多少是值得推敲的。把史实弄清楚是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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