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打破贵族对军官团的垄断。根据1808年8月6日颁布的军事条例，提拔军官“不得照顾其出身”,“只有那些在和平时期学习知识，受过教育，在战争时期表现出类拔萃的勇敢和能驾驭全局的人，才有权得到军官的位置。”此后，普鲁士暨德国军队中贵族出身的军官比例持续下降。在1815年，贵族出身的军官占军官总数的1/2,到1860年下降为1/3,这个比例一直维持到一战前夕。[18]（p.40）

　　3.严禁野蛮惩罚士兵。普军1808年的法令禁止鞭打和笞刑，保障士兵的“背脊的自由”.沙恩霍斯特格外强调“更新战士的精神”,使遵守纪律和作战勇敢的保证不再是农奴式的训练，而是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发扬。

　　这次军事改革使普鲁士重返欧洲一流军事强国的地位。在德国统一后，德军更成为欧洲的“样板军”,成为世界强国竞相模仿的对象。另外，普军在德国统一战争中的胜利证明，义务兵役制更能适应现代战争快速、大规模动员的需要，因此欧洲强国纷纷放弃志愿兵役制，转向义务兵役制。

（三）英国

　　英国晚至1870年后才建立公民军队。首先，英国缺乏推动改革的外在动力。1814年，威灵顿率领的反法同盟取得滑铁卢大捷，彻底终结了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作为战胜国，英国政府对军队的表现相当满意，并不认为公民军队比雇佣军更适合自己。另外，英国此后没有面临欧陆强国入侵的威胁，因此英国认为维持一支雇佣军式的、少而精的部队就能满足国防和维持欧陆均势的需要。其次，英国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均反对建立公民军队。资产阶级认为，建立法式公民军队意味着军队规模要急剧扩大，频繁征召青年人服役将削减劳动力的供应，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给国家财政造成过重的负担。普通民众则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服役意味着高昂的机会成本，对个人的经济损失太大。第三，英国公众对激进的法国革命并不“感冒”.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得到英国各阶层的共鸣。因此，英国公众对法式公民军队持负面看法。第四，议会与国王对军队控制权的争执严重阻碍了公民军队的建立。由于任命军队总司令的权力在国王手中，因此议会认为，建立大规模的公民军队将有助于王权的增长，而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巩固。[8]（pp.57-58,pp.63-64）

　　185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成为一个转折点。英军的糟糕表现激起英国国内改革军队的强烈呼声。1868年，卡德威尔勋爵出任陆军大臣，着手军事改革事宜。与此同时，普军在德国统一战争中的优异表现使普军成为英国军事改革家的学习榜样。卡德威尔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将军队总司令降至“陆军大臣的军事顾问”的地位，使军队的控制权从国王彻底转至议会手中。这项措施也使议会不再反对军事改革。第二，建立一支基于志愿兵役制的公民军队。卡德威尔实行了一种经过修改的德式“军管区”制，使每支部队都同一个地区联系在一起，从那里定期募兵，并获得预备役人员。1870年的陆军入伍法规定，士兵须服6年现役，6年预备役。这项措施既满足了改革者建立公民军队的要求，也减少了公众对大规模军队的反感。第三，严格入伍标准，改善士兵待遇，以吸引更多的青年参军，激发人民从军报国的热情。改革后的军队不再是“社会渣子”的栖息地和避难所，从军也不再是终生从事一种受到平民忽视和蔑视的职业。[14]（p.301）第四，废除军衔买卖，建立以能力和功绩为基础的军官晋升制度。[8]（pp.64-65）虽然军衔专卖有助于防止贵族对军官团的垄断，使将官职务保留在资产阶级手中，但在欧陆国家陆续建立以能力、功绩和资历为考核标准的晋升制度之后，英国军官的素质和能力明显下降。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惨痛经历和普军在德国统一战争中的辉煌胜利使英国政府认识到，废除这一制度已是大势所趋。卡德威尔勋爵指出，“普鲁士成功的奥秘在于其军官的训练水平，而决非什么其他原因。无论是勇气还是英雄精神都抵不上职业训练水准。”[18]（p.47）上述改革不仅提高了英军的现代化和职业化水平，促使官兵关系更趋民主化，而且打破了军队与社会的隔阂，使两者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军队模式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16-18世纪雇佣军在欧洲的盛行与绝对君主制密不可分。雇佣军适应了绝对君主制国家“君权神授”、“主权在君”的政治理念，有效地防止了因武装平民所可能带来的政治不稳定。由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自由主义和公民政治理念深刻影响了欧洲强国的军队模式选择。在法国和德国，雇佣军制度所“固化”的绝对君主制理念被大革命击得粉碎，因而雇佣军在这两国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体现人民主权理论的公民军队成为两国不可动摇的选择。在英国，雇佣军的废除虽然晚了近70年，但其被废除的原因仍然是因为公民军队在战争中表现出更大的优越性。

注释：

　　①雇佣兵最主要的来源地包括意大利、德意志诸邦和瑞士。雇佣军在中世纪就存在，至中世纪晚期已相当盛行。关于中世纪雇佣军的起源，可参见[英]迈克尔·霍华德着，褚律元译：《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数次论述这种政治体制。例如，《共产党宣言》：“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制或绝对君主制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论住宅问题》：“旧绝对君主制的基本条件--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7世纪和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以上引用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第3卷，第191页；第4卷，第172页。“Absolutist Monarchy”历来被译为“专制君主制”或“专制君主国”.实际上，“专制主义”（despotism）和“绝对主义”（absolutism）不能混为一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中，“despotism”特指“oriental despotism”,意为“东方专制主义”.[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译者序言，第1-3页。

　　③在大多数绝对君主制国家中，政府和军队的高级职位几乎全部为贵族占据。关于17-18世纪欧洲的社会阶级与国家基础情况，请参见[英]J.O.林赛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七卷：旧制度1713-176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82页。

　　④根据封建制度，农奴有服兵役的义务，但一年内服役时间原则上不超过40天。

　　⑤英国禁止用钱购买海军军官的职位。[英]J. O. 林塞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七卷》，第240-242页。

　　⑥欧洲国家最后一次大规模征召雇佣军发生在1854年，当时英国出于克里米亚战争的需要而征召了16500名来自德意志、意大利和瑞士的雇佣军。不过，在这些部队抵达战场之前战争就结束了，所以没有派上用场。虽然雇佣军迄今仍未彻底消亡，但它已经不是世界多数国家军队的骨干力量。关于19-20世纪雇佣军的使用情况，请参见Janice E.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and Sovereigns, pp.88-97.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