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种种，实在都算不得一个成熟官僚的做派，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被过度骄纵了的富家小姐。陈璧君过于轻易地被赋予了沉重的权力，无论是仰仗夫君的地位，还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运气，这些权力的荣耀与枷锁，都是她难以负荷的。

■ 随汪投敌，总揽全局

　　1938年，面对抗战的溃败，国民政府的两位领袖，再次选择了截然相反的论调。蒋介石要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汪精卫则宣称：“三年前，我主张和平，被打三枪。我在今天，还是主张和平。”

　　尽管蒋汪两人看似和谐地分坐着国家的前两把交椅，但11月16日，汪精卫在吃饭时突然向蒋介石叫板，两人应联袂辞职：“自从国父逝世十二余年，党国重任一直落在你我二人肩上。开始是由我主政，但我很惭愧，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后来由蒋先生主政，你同样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因此，我提议：我俩联袂辞职，以谢天下！”据说蒋介石大怒，扔掉筷子：“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一个月后，汪精卫与陈璧君飞离重庆。几天后，陈璧君在上海听人解释即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对于这份“卖身契”,她代汪精卫做了回答，“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们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这份卖身契并没有改变汪精卫的生活，他不过变得更加阴郁，更加不自由。这份卖身契真正改变的，却是陈璧君的生活。她的家族成员很快占据了各种重要的岗位，从广东省主席到建设部、组织部、宣传部部长，从财政厅长到警备处长，她更亲临广东，以“广东政治指导员”的名义控制时局，她终于从独当一面的“汪夫人”,变成了总揽全局的“陈指导员”.

　　与此同时，陈璧君更加严密地监控着远在上海的汪精卫，她将侄子和五弟任命为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追踪他的动向。当彼此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爱情其实已然名存实亡，就像陈璧君手中昙花一现的权力，看似牢不可破，实则不堪一击。

　　1944年，汪精卫枪伤复发，抢救无效去世。一年后，抗战胜利，陈璧君被蒋介石诱捕，开始了后半生的铁窗生涯。

■ 十余年的监禁，更像是一场守灵

　　留给陈璧君的判决书是无期徒刑，她却不肯接受：“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然而，她早已不是“汪夫人”或者“陈指导员”,已经不会有人还在乎她的感受，满足她的要求。

　　拘役中的陈璧君却出人意料地恢复“汪夫人”的称呼，她大声训斥所有提审的官员或者狱卒，“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我！你们委员长也不敢这样叫我，你们是国民党雇佣的人，也配这样叫我？”陈璧君重又变回久违的“汪夫人”,尽管“汪先生”已经只能逗留在记忆中，早已变得面目全非。所幸，记忆永远是最可靠的。也唯有此刻，或许她才能体会到久违的安全感。这个曾令她梦寐、曾予她幸福又令她不安的男人，终于彻底地属于她了。

　　陈璧君的一生，并不是一个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命运的残酷性，只有她在监狱里度过长达十余年的铁窗岁月后，才终于能够领悟。在1950年代中期之前，她始终拒绝认罪，要求还她和汪精卫以历史的清白。像许多年前一样，她仍然试图用这样执拗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坚贞。这场长达十余年的监禁，变得更像是一场守灵，就像徽州那些用一生的孤独换取一块牌坊的贞洁烈女们。只不过，与四十多年前身陷囹圄的汪精卫相比，陈璧君需要更大的勇气，已经不会有人在她独自神伤的时候，送一篮藏匿着深情的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