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有一位族叔叫胡近仁。胡近仁虽然只年长胡适四岁，却是胡适早年在家乡读书、写作的领路人。胡适去美国留学后，家里的书信或邮寄东西，都是这位族叔代劳。胡适嗜茶，留学时经常让家里寄些家乡的茶叶以作馈赠礼品，经手此事者也是胡近仁。胡适回国到北大任教后，与这位族叔通信频繁，彼此有心里话都愿意告诉对方，例如：胡适对自己婚姻的真实想法都只向这位族叔透露。由此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1929年，胡近仁在上海开了一家茶叶店---“程裕新茶号”,销售徽州各地的名茶，但生意一直不景气。这时有人给他出主意：你侄儿胡适是博士、北大教授，名满天下，你何不利用一下他的名气？只要胡博士肯为你做点广告，何愁这茶叶卖不出去？胡近仁一听，乐了：是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这点子实在高！于是，胡近仁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中告知胡适，他决定将自己所卖的茶叶取名“博士茶”,由胡适做广告代言人。胡近仁还拟好了一则广告请胡适过目。广告中说，胡适早年服用此茶“沉疴遂痊愈”,还说“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字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等语。依照今天名人做广告的标准来看，胡适点头同意做此广告实属轻而易举之事，以胡适当年的名气，此广告面世后必有奇效，“博士茶”很可能成为一种品牌，畅销后也定能给自己和族叔带来丰厚利润。退一步讲，劝人喝茶也没有什么坏处，即使广告略显夸张也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但是，让胡近仁意想不到的是，胡适一口拒绝了这件事。

　　胡适为此专门给胡近仁写了一封信：“博士茶一事，殊欠斟酌。你知道我是最不爱出风头的。此种举动，不知者必说我与闻其事，借此替自己登广告，此一不可也。仿单中说胡某人昔年服此茶，‘沉疴遂得痊愈',这更是欺骗人的话，此又一不可也。”“至于说’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此是最陋俗的话，千万不可发出去。”

　　胡适拒绝给胡近仁做广告并不是因为自私。胡适一生秉承“长留利息在人间”的人生哲学，不知帮过多少人，许多时候做了好事，别人还不知道。胡适不给胡近仁帮忙，也不是由于清高、爱惜羽毛。胡适出身“徽商”家庭，他从不认为做学问就一定比生意人高贵，他自己也曾为保险商、饭店老板做过广告。胡适之所以不肯为族叔代言这个茶叶广告，是因为这样做超出了他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呢？胡适在回信中说得很明白：第一，所谓“沉疴痊愈”是欺骗人的话，也就是说这则广告夸大功效，有虚假宣传之嫌；第二，广告中使用胡适名，“措词甚俗气、小气”,“将来必为人诟病”,到那时再出来否认，反倒不利。基于此，胡适劝族叔“广告只可说文人学者多饮茶，可助文思，已够了。”

　　胡适并非不近人情，后来他还是为族叔的茶叶店做了“广告”,只是胡适这次的“广告”更“大气”,更“高明”,不只是为族叔一个人做，而是为整个徽州的茶叶做“广告”.1929年10月，上海立利图书公司出版了一本36开本的《徽州茶叶广告专刊》。该书采用铜版纸插页印刷，印制精美，内有张群、方振武、胡适等政要名流的题词。胡适不仅给该书题了签，而且还做了一首诗来称赞家乡的茶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由此可见，胡适在代言广告这件事上是有原则的，凡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他大加宣扬；相反对于想借自己之名，做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哪怕是族叔，也绝不从命。做广告可以，但不能以损害他人、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人格操守为代价，这就是胡适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