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

　　张闻天夫人刘英在自己的回忆录《刘英自述》中记述：

　　1967年2月16日，一个难答的问题突然提到了闻天的面前：1936年春“六十一人出狱”是怎么一回事？提问者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抓叛徒战斗队”.

张闻天的踌躇与决定

　　这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闻天是记得清楚的。那是1936年春天，少奇同志派专人送来一封信，说有一批干部（六十一人）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的普通手续就可以释放。当时华北抗日形势迅速展开，急需干部，而狱中同志要得到中央同意，看到领导同志签字的文件，才愿出狱。少奇同志请中央立即决定。事情来得很急，又是如此重大，闻天当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六十一人出狱以后，许多同志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七大召开前夕，审查代表资格的时候，对他们又审查了一遍。闻天对我说，事实就是如此。六十一人出狱的确是中央批准的。可是在这个当口重提这桩历史陈案，该怎样回答呢？闻天很为踌躇。

　　当时以批 《清宫秘史》为由头，引发了全国上下抓叛徒的运动，斗争矛头向着少奇同志。报纸上，“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刘少奇的代称；如果对此事推卸责任，那么少奇同志“大叛徒”的罪名就更重了。事实并非如此，闻天怎么肯为了一己的安危而使少奇蒙冤受害呢？六十一人出狱本来是那种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策略，无可厚非；六十一位同志本身更是在狱中坚持长期斗争的好同志，当然不应为此而蒙冤受屈。但此刻如果明说此事是经中央研究批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也担待不起。闻天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案经过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去信，闻天用了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说此事回忆结果是“经中央批准”,这样回答是否可以，请他查查档案。

　　闻天接连去了两封信，却不见回音。红卫兵“小将”催得急，闻天乃独自承担责任，他答复：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并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

康生埋怨张闻天

　　“小将们”欣喜若狂，又揪出了一个“大叛徒”--张闻天！闻天反倒有一种轻松之感，这个坎总算是迈过去了，虽然又多了一个顶帽子。可是，阴谋家的卑劣远远超出老实人的意想之外。这事并没有就此了结。

　　1967年6月的一天，闻天突然被叫到经济所受审讯。回来后，他对我叙述了这次审讯的经过：今天来了两个身穿军服的人，自称是康生派来的。问了一通六十一人案始末之后，严厉地训斥我，说我在这个问题上 “把水搅浑了”.他们说：“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此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这明明是暗示我重写材料，把责任推给刘少奇。我当场拒绝了他们，告诉他们：“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闻天讲完了这段经过，轻声对我说：“我可能会被逮捕。 ”

　　果不其然，1968年 5月 16日，我们夫妇在北京寓所被就地“监护”.一年半之后又被遣送广东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