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爱读《楚辞》，精通它，而且善于应用它。1954年10月26日，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开北京前夕，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这两句诗出自《楚辞》中屈原的《九歌·少司命》。这是毛泽东对《楚辞》运用之妙的一个例子。

　　晚年毛泽东仍在孜孜不倦地研读《楚辞》，运用《楚辞》。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那是南宋朱熹收录的《楚辞》和对《楚辞》注释的一本书。

　　毛泽东诗词更是直接受到《楚辞》的影响，接承《楚辞》浪漫、奔放、瑰丽的艺术特点并发展之。

　　据张贻玖先生在《毛泽东读史》中介绍，毛泽东在《新唐书》马周给唐太宗的奏折旁批注道：“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毛泽东对贾谊、马周之文，喜就喜在一个朴实，“切中当时事理。” 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写道：“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毛泽东的文章既文采飞扬，又质朴无华，具有恒久的生命力。这也同他的诗词一样，吸取了《楚辞》的精华。

　　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爱用《楚辞》，而且在党内和他的朋友中提倡学《楚辞》、用《楚辞》。毛泽东对周世钊、蒋竹如说：《楚辞》“有一读的价值”.他还劝张治中读《楚辞》，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1958年1月中央南宁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

志扬屈原、贾谊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更是第一位伟大的爱民爱国的诗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之志的内心的表白。司马迁说屈原志洁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毛泽东爱屈原、贾谊之文，更敬屈原、贾谊之志，重视发扬屈原、贾谊之志。毛泽东认为屈原、贾谊的精神两千年来一直活在人民的心里，是永远不会死的。正如他对费德林所说，“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毛泽东喜爱《楚辞》不仅因为《楚辞》既质朴又有文采，更因为《楚辞》有人民性，有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志向和情怀。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中写道：“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这是毛泽东对屈原以及《楚辞》其他作者人民性精神的颂扬。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大会评出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名列其中。屈原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与毛泽东积极颂扬屈原精神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949年12月，毛泽东去莫斯科途中向费德林介绍并赞扬了屈原。世界和平大会上正是费德林院士作了《屈原及其创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直接影响了屈原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的结果。屈原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对进一步弘扬屈原精神，对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产生着重大影响。

　　在以屈原为榜样的贾谊的文章当中，不仅收入《楚辞》的《惜誓》等与《离骚》一样 “有民主色彩”,《治安策》和《过秦论》同样有民主色彩，同样受到毛泽东的颂扬。毛泽东多次颂扬《治安策》，就是因为《治安策》与无病呻吟的文章不同，是散发着革除时弊的爱国爱民之志的好文章。贾谊的另一篇文章《过秦论》，总结了取与守不同术的规律。毛泽东虽赞赏秦始皇的贡献，但赞成贾谊“攻守之势异”,“取守不同术”的认识。毛泽东读《旧唐书·朱敬则传》，看到朱敬则上书武则天表达的与《过秦论》大抵相同的见解时，情不自禁地在旁边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薪火相传，精神不朽。毛泽东诗惜屈原、贾谊，语评屈原、贾谊，文接屈原、贾谊，志扬屈原、贾谊，屈原、贾谊的精神在当代中国是深入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