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之家民主人士之家”

时间:2015-05-06 08:01来源:大西北网-人民政协报 作者:戴欣,张永年 点击: 载入中...

  周总理拟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政协是“政协委员之家,民主人士之家”.此话出自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同志之口。


  那是在1956年,全国政协礼堂建成后,一次一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要进政协礼堂受到盘阻,对此他十分不满。张执一同志得知后批评说:“政协就是政协委员之家,民主人士之家,连民主党派领导都不让进,这像什么话。”他要当事人及其有关领导必须当面道歉,并做深刻检查,引以为戒。


  在今天看来,这句话虽然并不是对人民政协性质、作用的概括,但是,回顾一下这些历史故事仍是具有价值的。


  在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之际,我们请全国政协机关的老同志回忆亲身经历的人民政协发展的故事,与后来者共勉。

 

在政治上解除顾虑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心情压抑,不敢讲话,特别是不敢讲真话。此后一段时间,国家在经济上面临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困难。


  正是在这时候,毛主席在与政协副主席陈叔通的一次谈话中引用了《礼记》上的一句话“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提出现在要贯彻“弛”的方针,以调整几年来阶级斗争的紧张关系。人民政协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积极贯彻“弛”的方针,做了很多工作,消除政协委员、爱国民主人士思想顾虑,引导走出困境。


  首先在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直属组学习会和各工作组座谈会采用“神仙会”的方法,实行“三自”、“三不”.“神仙会”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讲的,是对党内而言。其特征就是“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鼓励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此时周恩来主席在政协的多次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今后要多开展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可以同时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藉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为配合促进“双百”方针的贯彻,政协于1961年11月创办了“双周讲座”,分别由各工作组主办,在两年多时间里共组织双周讲座37次,内容从国际问题到国内经济、政治、科技、文教等各领域。讲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为学术界有争论,又为各界关心的问题。如史学界关心的历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等。


  这一时期的各工作组也采用神仙会方法,十分活跃。据统计,从1960年政协二次会议到1962年三届三次会议期间,各工作组共组织各种座谈会和报告会340多次。这些会提出“自由出席,自由议论,不作记录,不作结论”的办法,以解除顾虑,敞开思想。


  那时各工作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发扬民主,听取意见和建议。委员和有关人士参加讲座和讨论十分踊跃,平均每次活动有700余人,礼堂各会议室常常座无虚席,讨论问题十分认真、热烈,气氛活跃,常常因为要求参加座谈讨论的人多,会议室不够用,就用屏风把礼堂各休息厅隔开当会议室使用。一时间政协直属学习组、各工作组、联络委员会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如学习座谈会、专题报告会,还有各种联谊活动频频举行,形式新颖,议题广泛,参加活动的委员、党外人士越来越多,大大活跃了当时的政治气氛。

 

在生活上多多照顾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民政协对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在生活上给予了尽可能多的照顾。如成立服务科,在市场供应紧张情况下,全国政协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在生活上对非中共的政协委员给予照顾,例如发给特殊供应证,帮助委员购买紧缺物品;从1960年开始,每年暑期组织部分由政协供给的委员和党外人士到外地休养;新年期间宴请并慰问政协委员中70岁以上老人;春节期间招待已故委员、党外人士的夫人;年终还对生活有困难的委员送钱送物。上述一些措施至今还在延续着。


  与上述措施同步,人民政协还在政协礼堂积极筹备文化俱乐部,设置小吃部、茶点部、商品部、理发室、浴室、健身房、保龄球房、台球房、书画室、阅览室、棋牌室等,还定期不定期地组织各种戏剧晚会、电影晚会、小型文娱活动、舞会等。1960年后陆续发出的文化俱乐部出入证有1000多个,发证范围包括在京政协委员、党外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委、候补中委、工商联执委、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文史馆馆员、己故委员和代表的夫人、政协文史专员等,几乎囊括了党外高层人士。


  那时到政协礼堂参加活动的人很多,他们把人民政协和政协礼堂称为“委员之家”、“民主人士之家”,有些委员几乎整天就在政协礼堂活动。不少委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就是把政协当成自己的家,他们关心政协的事业,在筹备文化俱乐部时,郭沫若、陈半丁、刘海粟、溥雪斋、潘天寿、华君武、黄胄主动为政协题诗作画,可惜这些作品很多在“四清”和“文革”中当做“四旧”流失了。余心清、李文杰委员帮助培训礼堂工作人员如何做好服务工作、会计工作。邓季惺委员(民建成员)、郭秀仪委员(农工党成员)主动下厨房做自己拿手菜,如四川泡菜、罐罐鸡等,让委员在小吃部品尝。赵君迈委员(无党派)自告奋勇在舞会上教委员跳交际舞,侯宝林委员亲自主持笑的晚会,把自己尚未出炉的相声段子拿到政协来说……这些给政协活动增添了很多情趣。

 

与民主人士共渡难关


  在三年困难时期政协上述工作,既联络了感情,又增进了团结,使政协委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与党始终团结一致,对共渡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即使当时受到批判的委员也不拒绝到政协来,曾被看做是“另类”的梁漱溟,在直属组学习屡遭批判,他照来不误,每到学习间歇,他都在礼堂二楼休息厅神态自若地打太极拳。罗隆基委员是最爱跳舞的,57年反右后他不来跳了,张执一副秘书长问他为什么不跳了,他说“我是右派,谁还愿意和我跳呢?”张执一听了立即让礼堂领导为他找了舞伴。


  1957年反右斗争中,正处于艺术巅峰时期的女高音歌唱家张权也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时任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给她平了反,把她从东北调回北京,并在政协礼堂三楼大厅为她举办了专场音乐会,这是政协礼堂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的专场音乐会。这是总理在抚慰、医治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艺术家的心灵创伤!张权委员后来每每提及此事就热泪盈眶,不能自已。在总理去世后,她在自己的保留节目中增加了一首怀念总理的颂歌。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委员在自己家里受到红卫兵冲击,尽管那时政协已停止办公,他们还是纷纷打电话到政协来要求工作。有一天秦德君委员被红卫兵追赶要破“四旧”,她从家里一直跑到政协机关秘书处,躲过一劫。那时被安排到人民政协担任文史专员的原特赦人员,包括已安排为政协委员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他们的住处不断受到红卫兵的骚扰、冲击,他们主动找到政协,要求每天到政协“上班”,打扫卫生,管理花草树木,杜聿明后来还成了嫁接果树的一把好手。沈醉原住在离机关不远的地方,也是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为了他的安全,在机关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给他安排到机关后楼居住。他们这一批人士在以后的日子里,不仅为政协文史资料的撰写、审稿、征稿工作作出了贡献,而且还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发挥了作用。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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