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1600年2月17日，在意大利美丽的罗马。一位担任过法国驻英大使私人秘书的平民哲学家被宗教法庭烧死在火刑柱上。行刑完毕，骨灰随风轻扬，铺满了“坎普迪菲奥利”.懂意大利语的人会告诉你，那是花卉广场。
花卉是血与火种出来的。
被烧死的人，叫布鲁诺。他的罪名就在于告诉了人们：“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社会不应该用剑惩处不同意通常公认的教理的人。”他还告诉人们：“世界是围绕太阳转动的，而主教大人所居住的世界也是绕太阳转动的普通行星。”
其时，在中国，正是大明万历二十八年。
三十年过去了，一场关于天文学的论战又在北京展开。所幸的是最高仲裁者不是愚昧残暴的罗马教皇，而是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
北京毕竟不是罗马，论争的结果是以“布鲁诺”的胜利而告终。这位“布鲁诺”,就是来中国传教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
汤若望之发迹，首先要感谢聪明好学的徐光启。
这位徐光启，即是《农政全书》的编纂者，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宋氏三姊妹母亲的远祖。上海之徐家汇即为纪念他而命名。他在三十八岁进京赶考时，途经南京而结识了欧洲传教士利玛窦。从此，皈依在天主教的门下，还起了个洋名，叫葡尔休。
葡尔休十分看重西洋的科学与技术。他穿着翰林院的官服，如痴如醉地研究起西洋的天文、数学、历法、兵器。他和利玛窦合作，居然译出了《几何原本》。
有一天发生了日食，而掌管天象的钦天监居然没有呈报。这件事使得崇祯帝大为恼火。徐光启上前启奏道：“天文台使用的历法还是元代的郭守敬法，时间长了，必然会发生差错。天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历法也不能一成不变，必须时常校正……”为此，崇祯下令专设一个机构，修改历法，由徐光启任总监督，年轻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遂被引进了朝廷。
汤若望是三十一岁时来华的。先住北京，后转西安。在北京的时间虽短，但准确地预报过三次月蚀，这件事给徐光启的印象极深。所以，一接到圣旨，徐光启立即将汤若望召回到北京，委以修改历法的重任。
这件事，自然引起了朝廷内部保守势力的不满。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奏折中这样写道：“他们出于排外的心理，先排斥汤若望一派。对他们来说，在职务上允许这些外国人建议并服从其指挥，但这在体面上和社会舆论上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们力图把西洋天文学者从自己执掌的事业中彻底清除出去。已经皈依天主教的阁老徐光启及其一派，对汤若望神甫及其同行予以保护并鼓励。在徐光启等授意下，在确认将要出现日蚀时，汤若望神甫向中国天文学者提议，由双方分别推算出日蚀的准确时间，对方接受了这个提案。推算的结果当然是汤若望取得了胜利，然而他却因此得罪了中国天文学家。”
汤若望精确的天文预测引起了崇祯帝由衷的叹服，他忽然异想天开，要汤若望造大炮，来对付背后日益强大起来的满洲人。在中国皇帝看来，天象预报与兵器制造是一回事。汤若望接到这项叫人哭笑不得的圣谕后，坚辞不受，但明王朝的态度则更加坚定顽梗。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汤若望只得参考书籍，现贩现卖，竟然成功地铸造了二十斤、四十斤重的大炮两种，还制造出能放在马和骆驼背上运走的轻型大炮。由于这一功绩，崇祯帝颁赐两块金匾给汤若望，一以表彰汤若望的才德，二来颂扬天主教的教义。
《崇祯历书》书影1641年，汤若望向皇帝献上崇祯十五年的新历书。这本新历书和天文现象完全一致，准确地测定了日蚀，因此，崇祯帝想要废除自古以来相袭沿用的回教历法，代之以新的西洋历法。遗憾的是当时政局不稳，农民造反，沸反盈天，清兵入关，势在必行……两年后，崇祯帝吊死在煤山，汤若望编制的新历法也就无法推行了。
汤若望真是好运气，明朝灭亡后，新的统治者清顺治帝依旧非常器重汤若望的才能，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并把他编制的西洋新历法命名为时宪历，在全国推广。汤若望本人则被赐号通玄教师，先封太常寺少卿，后又提升为光禄大夫。
顺治皇帝特地给汤若望下了这样的圣谕：“朕承天眷，定鼎之初，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今将赐尔嘉名，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缺略，非偶然也。”接着，又加封汤若望为通政使，进秩正一品。钦天监旧设回回科场。因为施行了时宪历，回回历就被打入了冷宫。
生死存亡的斗争由此而起。
顺治与汤若望顺治十四年，原回回历的主持人吴明炫上疏：“我的祖父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出自西域，自隋开皇年间来朝中原，专掌天文历法，已经一千零五十九年了。顺治三年，汤若望对我们说，日月之蚀，乃天象运行变化，与人事无关，你们用不着一一启奏皇上。这种大事，我们岂敢隐瞒？汤若望对天文并不内行，他预言今年二、八两个月看不见水星，可今年二月二十九日，水星现东方，二月廿四日傍晚，又看见了水星，由此可见，汤若望的天文学实在是谬误百出的，请皇上明鉴。并请能恢复我们回回科，使祖上的绝学能得以发扬……”
看罢奏章，顺治帝令大臣爱星阿及各部院大臣登观象台测验水星，观测的结果是：水星依旧不见，汤若望胜利了。吴明炫以“奏事诈不以实”的罪名，判绞刑，后被人营救而获赦。
斗争并没有停止，更大的迫害接踵而来。
顺治死后，康熙即位。康熙五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疏，大劾汤若望。其主要罪名有四：①汤若望编制的时宪历已推广到全国，这本书的封面上居然题写：“依西洋历法”五字，这是中国的国耻，“非所宜用”;②天主教违背以孝道为本的国教，不能提倡；③在中国传教的汤若望等神甫和在印度、菲律宾、日本的传教士一样，都怀有颠覆国家的阴谋，他们在澳门私藏大批的军火弹药就是图谋不轨的明证；④汤若望把顺治十八年闰十月错成闰七月，荣亲王（康熙之弟）下葬时，他又看错了时辰、风水，选择的又都是犯杀的时日……
这个杨光先是个惹不起的人物。明末，他叫人抬着棺材上殿，劾大学士温体仁和给事中徐启新，结果是一顿廷杖，发配辽西。他不懂中国原有的天文学，更不懂汤若望的天文学。他只是个狂热的国粹论者，尤其是见不得中国历书上写上“依西洋新法”五个字。就是这种国粹的偏见和狭隘的民族感情挑起他与汤若望进行生死搏斗的欲火。
当时，康熙帝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要弄清这样一桩扑朔迷离又胡搅蛮缠的公案确实是不可能的，况且，当时的朝政还控制在以鳌拜为首的四辅臣手中。
汤若望被捕了，他的同事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三位神甫也被捕了，天主教被取缔了。七十四岁的汤若望戴着铁镣跪在公堂上，他行动不便，口齿不清，无法还击杨光先及四大臣的咄咄挑战。
愚昧和偏见胜利了，汤若望的义子潘尽孝被斩，汤若望领导下的钦天监里有十人被凌迟处死。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凌迟”的死法，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中国科技界的先驱们是如何以身殉职的。
明刑部主事张文麟，自始至终参与了对大太监刘瑾的审理，后来奉旨处死刘瑾：“凌迟三日”,“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至晚，康熙西洋版画像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数刻，瑾尚能食粥两碗，次日则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
清代的凌迟与之大同小异。
据《庸闲斋笔记》载，嘉庆八年（1803年）二月，帝由圆明园还宫，入顺贞门时，御厨陈德突出犯驾，被处凌迟，刑法是这样的：“先立一木桩，将德缚于桩上，其南面又植二木桩，乃牵其二子至，一年十六岁，一年十四岁，貌皆韶秀，盖尚在塾中读书也。至，则促令向德叩首。讫，先就刑，德瞑目不视。已，乃割德耳鼻及乳，从左臂鱼鳞碎割，再割右臂以及胸背，初尚刀刀见血，继则血尽，只黄水而已。割上体竣，忽言曰：‘快些。’言甫毕，厂上走下一官谓之曰：‘皇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德遂瞑目不言，脔割至尽乃死。”
所幸的是汤若望未能得到如此酷烈的“礼遇”,皇帝为他颁发一道特赦令：“汤若望效力多年，又复衰老，免死。”虽然下了特赦，但汤若望依旧幽囚在牢狱之中。
精确的时宪历自然也就应运而终了。
这时，北京城上空出现了彗星，并发生了大地震。余震不断，城里又发生大火。迷信的中国官吏把这些现象视为上天对无辜传教士判以极刑的报应。因此，清政府释放了传教士，并把他们逐往广东。
汤若望依旧被囚。为此，皇太后十分震怒，她斥责大臣们不该如此对待先帝的宠臣……这样，汤若望才步履蹒跚地迈步出监。
摄政王们与礼部并没有停止对汤若望的迫害。他们为了报复，下令封闭了汤若望的教会，践踏圣坛，破坏圣像，暴徒们蛮横地砸烂了崇祯帝赐的匾……北京住不下去了，汤若望只得和利类思、安文思两位神甫一道，移居广东。
留在康熙帝身边的南怀仁神甫决心伸张正义。当康熙帝亲政后，他就频频地向康熙帝显示先进科技的魔力。他知道，要给汤若望平反决非一件易事，光靠先进的科技知识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靠人事、靠政治。于是，他把杨光先说成是鳌拜的依附者，他诬告汤若望是受了鳌拜的指使云云。
汤若望案平反了--可汤若望已经死了。
康熙帝下令为汤若望营造坟墓。墓前，设置了只有显贵才配有的石兽与翁仲。
终汤若望一生，所着科技书籍有：
《新法算书》总一百卷：《缘起》八卷，《大测》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测日略》二卷，《历学小辨》一卷，《浑天缘说》五卷，《比例规解》一卷，《筹算》一卷，《远镜说》一卷，《日历指》一卷，《日表》二卷，《高赤正球》一卷，《月离历指》四卷，《月离表》四卷，《五纬历指》九卷，《五纬表》十卷，《恒星历指》三卷，《恒星表》二卷，《恒星经纬图说》一卷，《恒星出没表》二卷，《交食历指》七卷，《古今交食考》一卷，《交食》九卷，《八线表》二卷，《几何要法》四卷，《测景全义》十卷，《新法历引》一卷。入清后，又写了《历法西传》一卷与《新法表异》二卷。
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假想，在上帝的宴会上，先到的布鲁诺会这样问汤若望：“哈啰，密司脱汤若望，祝贺你。你比我幸运，从火刑柱上解救了下来，又回到了鲜花盛开的人间。不过，你分析一下，是谁解救了你的呢？是政治的力量还是科技的力量？”
汤若望当作如何回答呢？
明朝皇帝为何热衷于“打屁股”?
鲁迅先生曾说：“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看来，古人尤其是古代皇帝对人体的生理结构，拿捏得还是非常精准的。砍头，不过是一刀下去，血溅三丈，一命呜呼。而打屁股，尤其是在朝堂之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当场摁倒，脱下裤子，抡起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横飞，受刑者除了感受肉体痛苦，还要忍受精神羞辱，这份生不如死的折磨，恐怕要比砍头还要难受得多。
把大臣按在朝堂上公开打屁股，这种极其野蛮的所谓“廷杖”,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的汉明帝，隋唐皇帝也偶尔小试牛刀，但也只是做做样子，直到金、元等野蛮的少数民族皇帝执政时才开始流行开来。高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的朱元璋，在接手华夏政权的同时，也把蒙古人偏爱的酷刑保留了下来。于是，朝堂之上公开打屁股，竟成为明朝皇帝教训大臣们的一道特色风景。
明朝的廷杖，始于朱元璋鞭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祖亮。朱亮祖父子倚仗功勋，作威作福，“所为多不法”,罪不可恕，直接砍头不就完了。可朱元璋却下令将其一下一下的活活鞭死，之后还假惺惺地以“念其有功，将其保留全尸”自我标榜。从此，明朝皇帝拉开了廷杖大臣的序幕。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到亡国之君朱由检止，明朝的每位皇帝执政期间都无一例外的有过“廷杖”记录。
明代前期，皇帝对于被打屁股的大臣们，多少还存了点体面，允许他们穿着裤子，还要拿一块毡子裹起来再打。被打者伤势不太重，一般养上几个月也就痊愈了。后来到了明武宗的时候，在太监刘瑾的教唆下，就开始在打屁股的时候扒下他们的裤子，让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趴在地上，光着屁股“通过皮肉触及灵魂”.没有了“厚绵底衣，重毰迭帊”的隔层保护，只有板子和身体恶狠狠的亲密接触，很多被打者吃不消，在朝堂之上就断了气。
明朝场面最壮观的两次廷杖，一为正德十四年的“谏南游”事件，两次共打了一百六十八人的屁股，打死一十五人；二为嘉靖四年的“争大礼”事件，一次就打了一百三十四人的屁股，打死十七人。而之后廷杖的起因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大臣们弹劾奸臣当道要廷杖，上言后宫干政要廷杖，阻谏元夕观灯要廷杖，就连劝谏嘉靖勿服金丹也要廷杖。到了崇祯皇帝，廷杖的花样更上层楼。某次，一个大臣拒不承认错误，崇祯大怒，下令索性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热衷于打臣子的屁股。朱元璋出身贫农，早年要过饭、放过牛、撞过钟，受尽了欺辱和虐待，由此心灵也扭曲变态，总怕别人瞧不起他。当上皇帝以后，为了证明自己是“皇帝”,为了让那些权贵适时“体验”民间疾苦，朱元璋早把“刑不上大夫”的观念抛到九霄云外，对出身高贵的士大夫的恶意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屁股）开始。朱元璋运用廷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威吓镇压，折辱士气，剥丧廉耻。”看到士大夫们在血肉淋漓之中，一个个俯首帖耳，如犬马牛羊，他这才满足。草莽皇帝式的报复狂、虐待狂，在朱元璋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和淋漓发挥。
朱元璋的子孙皇帝们继承了他的基因和衣钵，大都残忍、暴虐，没有人性，视臣属为粪土，这固然是明朝廷杖盛行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不少士大夫文人硬着头皮主动找打，这则是明朝廷杖蔚然成风的另一重要原因。主动找打是傻子都不去愿意做的事情，但挨打之后能够被人“顶礼膜拜”,能够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能够得到贤良的美名和热烈的追捧，甚至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青史，在这种“屁股效应”的巨大诱惑下，那些善于投机取巧、乐衷沽名钓誉的知识分子，也只好让自己的屁股受些委屈了。
张居正不用守父丧，留在京城继续当差，那是万历皇帝的意思，谁让年幼的皇帝须臾离不开他呢。可有些御史偏偏要挺起脖子较真，结果遭到了皇帝的白眼。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板子又派上了用场。受廷杖的那些大臣，屁股上挨了板子，精神上却得到了空前荣光，整个京城都在向他们致敬。因为他们坚持是纲常，是伦理，是道德，是礼教，是国之基石，是民之根本，好像只有他们才是明朝的中流砥柱，才是封建礼法的坚强扞卫者。当时，吴中行、赵用贤等五人一起受杖，时称“五贤”,而领袖人物吴、赵二人，竟成为举世景仰的“一时之直”,成了当时再红不过的“政治明星”.于是，群起仿效，不惜生命，抵死上奏，触犯天颜，冒险以求得一杖，想通过这种捷径，这种屁股开花的特殊方式，达到“一鸣惊人”的无上境界。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打屁股成风的年代里，其讨揍之发贱，其挨打之窃喜，其冒死之投机，其求名之卑鄙，其心灵之扭曲，已很难以正常人视之了。而尤为反常的是，赵用贤竟然把这种靠屁股挨打来邀名节的游戏，不知廉耻的推向了极致。据史书记载，赵用贤“体素肥”,臀部脂肪丰富，虽被打得“肉溃落如掌”,但命还是保住了。在奄奄一息之际，他居然让妻子把他屁股上那坨打烂尚未掉的臭哄哄的肉，割下来“腊而藏之”,并当作一次荣誉，一份荣耀，一种资本，一座丰碑，永久保存了下来。每次读《明史》至此，想到他这块风干人肉，免不了就要恶心一番。中国文人之丑陋，之下贱，就在于撅了屁股挨打以后，还如数家珍地加以炫耀，恐怕是最让人作呕，最下三烂的事情了。这，也能怪皇帝对他下狠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