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桩重大的冒赈案，发生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从发生起隐匿了7年，是循化厅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反清起义引发了这桩大案的败露。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属甘肃河州管辖的循化厅(今青海省循化县)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因不满清朝政府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率众起义，杀死领兵弹压的兰州知府杨士玑和河州协副将新柱，进逼兰州。兰州城只有800守兵，一经交战，便损兵300，甘肃官吏惊恐万状。乾隆皇帝惟恐兰州不保，遂命尚书和王申为钦差赴甘，又命大学士阿桂督师，速调陕西、四川、新疆等地援军进剿。由于官军不能速胜，乾隆震怒，一气之下，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一时甘肃地方官员战战兢兢，不可终日。时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了摆脱困境，主动向乾隆皇帝上奏。奏折说：“臣历官甘肃三十余年，屡蒙皇上格外开恩，不次擢用，荐历藩司，任重才庸，涓埃未报……在用兵之际，需用浩繁，臣情愿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肃藩库，以资兵饷。”
王廷赞万万没想到，他的一道奏折，事与愿违，被精明的乾隆皇帝看出了破绽。乾隆责问：“王廷赞仅任甘肃藩司，何以家计充裕……其中情节总未能深悉。”当即传谕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即将王廷赞因何家道充裕，是否即于“捐监”一事有染指情弊，另有取巧之处，严密访查，据实复奏。”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十九中有关“甘肃冒赈案”的部分记载
清代的地方政权有省、道、府、县四级，总督管辖数省，巡抚管辖一省，布政使(藩司，主管行政财政)是督、抚的辅助官员。甘肃地瘠民贫、官场清苦，一省之布政使无论如何也捐不出四万两私银。此时，已远调浙江升任巡抚的前甘肃布政使王望在办理浙江海塘工程期间，也主动捐献出私银50万两，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深深的怀疑。于是，乾隆皇帝一面集重兵于兰州，镇压苏四十三起义；一面又在甘肃拉开了追查地方官员冒赈侵贫的内幕。
案件的具体情形是这样的：清代在甘肃曾实行过“捐监”。所谓“捐监”，就是凡愿意取得国子监监生学历资格的读书人，须按规定数目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粮，遇到灾荒即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后来“捐监”一度停止。王望任甘肃布政使后，以甘肃仓储不足，可用“捐监”粮米赈贷灾民为由，说服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经勒尔谨奏请清廷获准。于乾隆三十九年又开始在甘肃各地开捐。
但这次开捐，王望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办法，让监生将应捐豆麦折为白银，改变“原令只收本色粮米”为“私收折色银两”。这样，粮米变成了白银，为王望及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王望调蒋全迪为兰州知府，专门办理“捐监”事务。蒋全迪完全按照王望的意图办事，将私收的白银借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从中取利。蒋全迪与王望商议，为各县预定灾情，按照各县报灾的轻重，定出收捐数额，由藩司衙门预定份数发单给各县，令各县照单开赈，这就是“冒赈”。又商议设立“坐省长随”办法，坐镇兰州，收受赃银。凡各县馈送王望充冒灾赈的银两，按照“坐省长随”的办法送进。蒋全迪也乘机向各地勒索馈送。嗣后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后，虽然发现了监粮折银不符合“捐监”的规定，他也曾与总督商议，欲请停捐，但终究经不起利益的诱惑，非但不据实陈奏，反而又将私收折色一事，由各州县办事改为兰州知府总办，变本加厉，复蹈泥潭。
甘肃各级官员利用“捐监”，几乎个个中饱私囊，而王望贪污最多。《清史稿》称：“乾隆季年，诸贪吏首王望”，“籍其家，得金银逾百万。”各州县官员私收银两数目不等：皋兰知县蒋重熹侵赈银47，400两；宁夏知县宋学淳侵赈银34，560两；金县知县邱大英侵赈银20，000两……为了贪赃，道府官员也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对县级官吏贪污行为，有的直接参与分赃，有的收受贿赂，有的向省上报假情况包庇下属官员。狄道州知府郑陈善、后任兰州知府陆玮等均侵赈银2，000两以上。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