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  此罐通体鱼子纹象征多子多福；腹饰鹦鹉在唐代被称为“神鸟”，其毛色多彩艳丽，能学人言，格外受人喜爱，为地方和邻国向大唐王朝所进贡品之一。罐盖内有墨书“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可知此罐应为储存药物用。
 

　　鎏金双狮纹银碗 此碗中心模冲出两只相对的瑞狮，双口衔枝，脚下装饰一株折枝花，边缘为一圈绳索纹，绳索纹外加饰一周向内翻卷的波浪纹，纹饰均鎏金。狮子来自西方，在中国神化为瑞兽，双狮周围环绕绳索纹圆框，是萨珊银器中经常见到的“徽章式纹样”。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会，吸引了东西南北各国、各族的精英分子来此施展才华，生活享乐。与此同时，东西方大量珍贵的物品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长安，使长安成为一座集聚了各种金银财宝的场所。长安，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金银之都，一个钱币之都，也是一个图籍之都，还是一个人才之都。隋唐时期的长安，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物质文化结晶，她所聚合的部分物质文化精品，又通过使者和僧侣，传播到新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城市当中，影响着这些东亚都市物质文化的发展。日本正仓院所汇集的唐朝物品，就是长安物质文化东渐的一个最佳缩影。

　　1970年10月在西安何家村发现的唐代窖藏金银器数量巨大，器物精美，数十年来一直引人注目，各方多有讨论。因出土的银饼中，有开元十年和开元十九年的纪年，因此初步可以判断这个窖藏的年代应当在开元中期以后，而发现的地点，当位于唐朝长安城兴化坊范围内。

　　上世纪70年代，中国正处在“文革”期间，一般人生活简朴，没有多少人见过这样多的金银财宝。所以，当这些金碧辉煌的器皿、钱币一下子展现在人们眼前时，首先让人想到的一定是皇家的宝藏。但窖藏的位置明显是在兴化坊内，而不在宫廷。于是，就容易联想到与皇家有关的王府，所以最初的考古报告推测窖藏发现地点“在唐长安兴化坊邠王府的部位上”。有意见进一步认为，这批宝藏是天宝十五载（756）安禄山的叛军攻入长安时，邠王李守礼的儿子嗣邠王李承宁逃走时，他的家人匆忙埋藏起来的。后经过考古工作者对兴化坊的钻探，发现何家村窖藏不在邠王府的位置上，而应当是在一个现在无法落实的私人住宅里；又根据对金银器上装饰花纹的分期研究，埋藏年代可以晚到德宗时期。于是，顺着这些宝藏应当属于宫廷或者是与宫廷有关的官人这一思路，又有学者认为窖藏是德宗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时租庸使刘震在自己的宅第中埋藏的。可是刘震这个人物只见于传奇小说《刘无双传》，应当是虚构的，所以这批财宝或许为刘震贪污所得的想法也难以成立。迄今为止，不论是窖藏的埋藏年代，还是窖藏封存物品的性质，都没有统一的看法。

　　现在可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根据学者们对兴化坊内部区划的分析，判断这一地域是一个记载的空白。从窖藏的地理位置上说，这个窖藏更可能属于私家财产。按照窖藏器皿的实际用途来分类，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主要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食用器、炊具、药具、盥洗器，以及日常用品和装饰用品，还有食用药物、丹砂、金银、古代和外国货币等。虽然有原本属于官府的银饼和银铤，但从上面所钤的年代来看，距离埋藏时间已经相对较远，它们完全有可能是经过皇帝赏赐等行为，后转变为私家所有。其实，我们从唐朝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中不难看出，在盛唐时代的长安坊里，拥有像何家村窖藏这样多的金银财宝的人家并不罕见，它们完全可能出自一个目前还无法确知的贵族或官人家中。

　　唐朝前期，金银器的制作主要是在中央少府的掌冶署作坊和中尚署的金银作坊院中完成的，所以官人贵族家里的金银器主要来自皇帝的赏赐，赏赐品出自内库。据《唐六典》记载，在朝廷举行朝会的时候，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有机会得到包括金银器在内的赏赐。长安的官员得到的赏赐品，当然最有可能的是存放在自己的宅第当中。史料中所记载的皇帝赏赐的例子很多，这里举一些和长安有关的个案。

　　唐初名将张士贵曾助太宗平定群雄，“太宗特遣殷开山、杜如晦赉金银四百余铤以赐之，乃以所赐分之麾下。”太宗一次赏赐就有四百余铤，可见数量之多。张士贵及其散给部下的金银，当然也就散到宫廷之外、坊里之中了。

　　唐太宗在发动玄武门之变以前，曾把常何从外地调入京城。武德七年，“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铤，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锡骁勇之夫。”太宗为了掌握玄武门的控制权，不仅赐给常何金刀子一枚和黄金三十铤 ，还让常何把数十枚金刀子赐给手下骁勇之夫，以使这些人在政变时为太宗效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