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重庆

　　现在的民生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抗战时期，这里曾是重庆最繁华的书市一条街。

　　当时，作为陪都的重庆图书出版业空前繁荣，登记在案的发行机构就有404家，加上未注册的共644家。出版社多，书店也就多，闻名全国的七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文通书局也全部迁入重庆，最集中的地方在民生路一带。

　　70多年前的重庆民生路究竟什么样？市档案馆编研处主任唐润明给我们回忆了这条路的历史。

书店还能出版各式好书

　　70多年前的民生路，街道的构造与现在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公路没有那么宽敞平整。就在这条主干道两旁的小街巷内，各式各样的书店却星罗棋布。

　　当初的民生路一带究竟有多少书店书局呢？唐润明说，在这条数百米长的道路两侧街巷中，就有开明书店、生活书店、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大东书局、文通书局、世界书局、新生命书局、北新书局和儿童书局等数十家。

　　而陪都时期的书店，与现在书店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它们不仅出售各式各样的好书，还能出版经过书店老板精心挑选的作品。

　　那个时候的国内出版团体荟萃山城，图书业的繁荣景象令人惊讶。据统计，登记的发行机构有404家，加上未注册的共644家，出书籍8000余种、期刊近2000种。当时全国闻名的书馆、书局、书店，其总管理处都设在重庆，它们大多聚集在民生路一带。

解放后旧书店全部关闭

　　其中，最吸引读者的就有《新华日报》门市部。门市部不仅卖报，也卖延安用毛边纸印刷的文学作品，这些图书引导着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而在当时的《新华书店》门市部旁边，从上海迁来的“新生命书局”和“儿童书局”也门庭若市。除此之外，如今“重庆宾馆”右侧斜对面，是重庆本地人开的两家书店，一家叫“北新书局”,最先发行新文艺书籍，如鲁迅的散文、郁达夫的小说，业务红火。

　　另一家叫“重庆开明书店”,除为现代书局、上海杂志公司、良友图书杂志公司做代销外，也出售《现代》、《文学》等进步期刊。

　　再往前行，可以看到“全记书店”的招牌，专门出售中华书局的书籍。接着是“拔提书店”,军事委员会办的，卖国民党的书。夹在中间的“生活书店”.该书店自行出版《全民抗战》、《世界知识》、《国民公论》、《文艺阵地》等期刊十余种，还编印丛书《救亡文丛》、《世界名着译丛》等，非常活跃。鲁祖庙街转角处是“世界书局”重庆分局。

　　除了名声在外的各大书店书局之外，民生路上还有一些小书店杂散营业，大大小小的书店林立其间，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解放后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以“新华书店”为主体，旧书店全部关闭。

善本藏身书店后厢房

　　与现在书店店门大敞不同，陪都时期的书店基本都是虚掩着房门，有的还垂着门帘，悄然无声。来书店买书的顾客们，也是轻手轻脚进门去，踱到书架边去淘书。

　　各家书店的陈列大致相仿，门厅一带多为普通版本及畅销书，大路货，满足普通人的阅读需求。而线装书及善本书等珍贵的图书，绝对不会出现在书店的门厅之中，它们大多藏在较为隐秘的后厢房，而价格，也是顾客与店老板自行商议。

　　和现在北滨路的图书批发市场内的书店一样，这些陪都时期的书店，也有大量的积压书籍和过刊供顾客们挑选，它们大多被放置在书店的中间地带。这些书刊定价低质量高，对淘书者非常具有吸引力。

　　到民生路来的访书者，既有莘莘学子，也有皓首文人，还有一些年轻女士，大家俯首弓身，聚精会神期有所得，在一片祥和寂静中补充精神食粮。

　　渝中区民生路现在已经看不到什么书店了。

生活书店除重庆外都被查封

　　生活书店位于民族路冉家巷13号，书店老板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政治家和出版家邹韬奋。

　　抗日战争初期，生活书店总店从上海先后迁到武汉﹑重庆，这时已直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迅速开展。生活书店在重庆、成都、桂林、西安、昆明等50多处设立了分店。还设立香港﹑新加坡两处海外分店。

　　到了1941年皖南事变，国内分店除重庆书店外，全都被查封或被勒令停业。国民党政府甚至无理威胁要将该店并入他们官办的正中书局，当即遭到邹韬奋严词拒绝。

　　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该店一方面坚持用“生活”名义出书，一方面另派干部设立文林﹑峨嵋﹑骆驼等出版社，出版书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总店迁回上海。1947年底又被迫迁到香港。

商务印书馆生产中心曾在重庆

　　创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现代出版的发祥地，是出版社中的最大牌，被誉为“工具书的王国”,“学术出版的重镇”,与北京大学一起，被并称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座。

　　商务印书馆与重庆素有渊源，解放前，曾在重庆设立分馆。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香港先后沦陷，商务一度将编辑出版大部力量移至重庆，在重庆的这段时期，虽然条件困难艰苦，但是商务人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日出一书。

　　1941年，香港遭到日军进攻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恰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侥幸逃过了战火。他审时度势，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应急的措施。王云五首先以电报形式通告大后方各分馆，“因香港已陷于不可知之命运，自即日起通知将其（商务驻港办事处）撤销，而改设驻渝办事处，承总管理处之命，统辖所有后方馆、厂”.

　　商务印书馆在1941年夏天即设立驻渝编审处，主持重庆地区收稿与工厂联系排版的工作。驻渝办事处即在此基础上组成。香港沦陷后，日寇疏散香港人口，商务驻港办事处的大部分人员先后来到重庆，商务印书馆在重庆重新组成了生产经营的中心。

　　1942年3月，商务印书馆在遭难仅三个月之后，宣布继续出版新书。随后，又大量出版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着作，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冯友兰的《新原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了文化的制高点。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