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地处我国黄土高原西端，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甘南草原、陇西丘陵地带结合部。以直线里程计，东距海岸约1400公里，西距原中苏边界约2250公里，南至中越边界约1500公里，北至中蒙边界约640公里。兰州东邻定西地区，并可通过定西地区，经平凉、天水等地通往陕西省，抵达其省会西安市；南邻临夏市，可通过临夏市经甘南藏族自治州通往四川省，抵达其省会成都市；西邻武威市，可通过武威地区，经张掖、酒泉出嘉峪关，再经安西等地通往新疆，抵达其首府乌鲁木齐市；西界青海省，经本市红古区可直达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并可经青海进入西藏，抵达西藏首府拉萨；北临白银市，可通过白银市，通往宁夏回族自治区，抵达其首府银川市，进而可通往内蒙古自治区，抵达其首府呼和浩特市。兰州的这种承东启西、接南连北、坐中四联的优越地理位置，注定了它必将成为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
历史上，兰州的地理位置因国家疆域版图的不同而不同，但因其地理位置优越且至关重要，故其境内道路交通的建设一直在加强。几千年来，经过历代王朝的开拓，兰州已成为中原同西北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物资交易的运输孔道。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后，今兰州黄河以南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秦朝在今城关区东岗镇一带筑城，设榆中县，兰州遂成为中原王朝的西北边塞，道路开拓亦随之兴起。秦亡后，匈奴乘楚汉相争之机，渡过黄河，占据“河南地”,西部羌人也逐渐从青海扩张到四川、新疆西部一带。西汉时，为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击匈奴族的侵扰，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三击匈奴，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收复河南地，重置榆中县；令大行李息筑金城。之后，又派后将军赵充国过金城渡（今钟家河原渡口），沿河湟地区击退羌兵，置县屯军，切断匈奴与羌人在地缘上的联系；移民屯田，安抚降羌，设金城属国，置“护羌校尉”.这时的兰州既是边塞城市，又是交通重镇。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控河为险，隔阂羌戒，自汉以来，河西雄郡，金城为最……河西、陇西安危，常以金城为消息哉。”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各二县置金城郡”.
榆中县、金城县、金城郡的设置，使兰州辖境道路交通大开，尤其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大道畅通，后人称这条大道为丝绸之路。而作为中西交通要道的金城，其交通地位已显得十分重要。汉王朝为使东西大道畅通，地方官府曾在兰州辖境内黄河沿岸设立官渡数十处，其中的金城渡成为主要渡口之一。
魏晋时期，特别是十六国时期，兰州由于在军事上和中西交通上的重要地位，成为各割据势力的必争之地，先后为前凉、前秦、后凉、南凉、后秦、西秦所占据，并一度成为西秦的都城。其后，兰州黄河以南地区为吐谷浑占据。北魏统一北方后，兰州遂又处于边塞地区，成为军事重镇。
隋唐时期，随着统一帝国的出现和国家疆域版图的西扩，兰州遂成为我国内地城市，逐渐由军事重镇过渡为交通枢纽、丝路重镇。对兰州当时在丝绸古道上的地位和重要性，国内外着作多有描述。德国学者克林凯特在其《丝绸古道文化》一书中写道：“丝绸之路沿中亚地区的山脉走向往东通往敦煌，这是通向中国中原的大门。进入’大门‘,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国黄河沿岸的城市连在一起，其中主要是兰州。它是最主要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从这里通往中国各方的其他城市。”
这一时期，东西交通道路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拓建，以兰州为起点向东、西辐射的道路基本定型。向东走向的道路有两条：一是由兰州城沿黄河南岸东行，经东岗镇、桃树坪、猪嘴岭（今定远）、三角城、甘草店，由车道岭入定西，经定西去长安；二是沿皋兰山东行上山，再下山入榆中与上述道路重合。向西走向的道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沿黄河南岸经西固，从新城过黄河南行，再过大通河进青海，入西域；第二条是从金城关渡黄河，沿安宁、秦王川入庄浪川西行至河西，进西域；第三条是自河口溯庄浪河北上，从岔口驿出平番（今永登）境，过河西走廊入西域。
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为中断青唐（今西宁市）吐蕃政权与宋的联系，党项族元昊夺取河西，占领兰州，筑城防宋。当时，今黄河以北地区是西夏人的势力范围，北宋和西夏军队夹河对峙，在兰州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攻防战。此时的兰州又从汉唐时的丝路名城、隋唐时的内地城市，变为阻拦西夏进犯的军事重镇和宋与西夏交界的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由长安至西域的东西交通路线也有了一些变化，其基本走向是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经陇东、上邽（天水）、安定（定西）等地区，至狄道，再北过七道梁，沿阿干河抵兰州城，在兰州过黄河，沿庄浪河向西北行，越乌鞘岭达河西走廊，再沿河西走廊进入西域。
元明以后直到清代，国家一直处于统一状态，疆域不断扩大。清代，我国疆域基本固定下来，兰州遂处于我国陆域版图的腹心位置。元至清的700多年间，兰州地区通往东、西、南、北的道路和驿道逐渐形成，并稳定下来，成为通往省内各地和西北各省、区的主要道路。兰州东西交通枢纽的位置得到稳固和加强。
元代，主要干线驿道才进一步成型和稳定，元代以兰州为枢纽的东西向道路有两条。一是长安至兰州南道，即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南线。这条驿道自西安起始，进入甘肃后，沿渭河西来，经狄道、河州，由炳灵寺过黄河至青海，或由狄道直达兰州，再由兰州过黄河，经河口、平番、河西走廊西去。另一条是长安至兰州北道，由南道的凤翔（今陕西）分路往北进入宁夏境内，再由宁夏的隆德复入甘肃境内的吴家湾，经会宁、定西、榆中抵达兰州，再由榆中分路西南行，翻七道梁，过洮河至永靖，再渡黄河至青海，由青海西去。
明代以后，除上述两条道路外，又开辟了“九边”防守线路，其中的甘凉大边、固原大边、西宁大边，或经过兰州地区，或起始于兰州。
清末，兰州至西安、通青海、达新疆、至四川、连宁夏的驿道进一步发展。其中以兰州为中枢的东西向驿道完全形成并固定下来。这条东西向交通大动脉由首尾相连的两条驿道组成。第一条是陕甘驿道，或称兰州官马大道。这条驿道由兰州起始经东岗镇后，又有两条驿道：一条称旧驿道，过太平沟、猪嘴岭、连搭沟、三角镇、甘草店，由车道岭入安定（今定西区）；一条称新驿道，过响水河（今小水子）、买子堡（今来紫堡）、夏官营，由车道岭入安定，经平凉至西安。第二条是甘新驿道，明代称甘凉大边道。这条驿道由兰州起始，过黄河镇远浮桥经沙井驿、苦水、红城，或经安宁堡沙沟、俞家湾、哈家嘴至红城，再过在城（今永登）、武胜、岔口等驿站进入武威地区，经河西走廊至新疆。这条驿道同陕甘驿道在兰州通过镇远浮桥对接后，成为沟通陕西、甘肃、新疆三省区交通运输的主要干道驿道。
自汉至清的两千年间，沟通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干线虽然已经形成，但若以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和交通动脉的标准来衡量，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公路。正如古乐府《陇头流水歌辞》所写的：“西上陇陂，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手攀弱枝，足逾弱泥。”所谓“陕西大驿道”、“甘肃走廊”,在20世纪开始以前，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大地理概念，驿道的开辟也大多是出于国防和战争的需要，在19世纪中期左宗棠整修丝绸古道的陕甘驿道之前，兰州仍然是千山横绝，万水阻隔，交通十分不便。
左宗棠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就任陕甘总督，光绪七年（1881年）离任，在这十三年中，他主要驻守于甘肃。期间由于开创近代工业和军事需要，他一直比较重视道路的整修，疏通和拓宽了自东至西由潼关直到肃州（酒泉）的丝绸古道，整修的道路横贯陕甘两省。在进军新疆时，他又指挥军队和沿路民户整修从陕西潼关经甘肃东西全境而至新疆的干线驿道。这条驿道经过整修之后，既保证了军粮运输，又大大便利了陕、甘、新三省区的交通。
左宗棠整修陕、甘、新驿道的标准是比较高的，路宽一般都在10尺（3.3米）左右，可供两辆大车并行，最宽的地方达30尺左右。
陕、甘、新驿道线路长，地形复杂，特别是兰州以东和兰州至古浪路段，要经过崇山峻岭、陡坡深沟；平凉至兰州段是黄土高原的山洪冲刷地带，时常洪水泛滥，阻塞交通。因而修路时需凿山开道，遇河架桥，工程量大而且任务十分艰巨。所以，在整修这条驿道时，实施了对重点地段开辟新路，一般地段加以整修的方案。如平凉三关口高峰突起，古驿道从山上越过，非常危险，于是在山脚下新开辟了一道长约10公里的道路。过三关口，沿泾河走向，遇有大水即冲断交通，于是便从嵩店至瓦亭另修筑了一条20多公里的石块路。六盘山山高路陡，于是在上坡下坡的两端，又按行车标准修路10多公里。自瞿家所至会宁县城东，河沟弯曲，俗称“七十二道脚不干”,原路不能利用，于是重新拓建21.5公里的新路。会宁至安定（今定西市）间的险阻路段，一概整治平实。平番县（今永登）境内的烂泥湾，是整修陕、甘、新驿道最艰巨的工程，于是修筑了石块路，彻底整治了烂泥路段，保证了道路的畅通。经过整修的这条干线驿道被人们称为“左公大道，以颂扬左宗棠的功德。”左公大道“经过兰州市区的路段，即今旧大路、民主西路、白银路，在民国时期曾被命名为左公东路、左公西路。
左宗棠在整修陕、甘、新大驿道时，十分重视在驿道两旁植树造林，他统率楚湘军所到之处，都要组织沿线驿军和人民植树，要求在沿驿道的宜林地带，都要植一二行至四五行柳树或杨树。据统计，从陕西长武至甘肃会宁的300公里间，历年种活的各种树木，共约26.4万株。自泾州至玉门的驿道旁所种杨柳，夏日青茂，夹道以伴行人，蔚为壮观，后人称之为”左公柳“.据《兰州市公路交通史》载：”树种多为榆、柳和白杨。兰州境内共植树约10万余株，绿树成荫。“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的老部下杨昌浚奉命筹办西征后勤事务，从长武入甘后，看到驿道两旁杨柳成行，绿树成荫，又听说是湘军所栽，便即景生情，吟诗一首：”上相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据说这首诗传到肃州大营后，一时被将士们广为传颂，左宗棠听后也抚髯大笑。后人为不负左宗棠当年一番苦心，沿路设有一个榜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告诫人们对这些树木要倍加爱护。
西北五省区虽地处偏远，但资源丰富，所以，在没有铁路、水运条件的情况下，要实施开发战略，兴修公路是唯一的选择。但在进入20世纪以前，交通工具主要是畜力和马车，科学技术又比较落后，所以还看不出有兴建真正意义上的公路的必要和条件。左宗棠整修陕甘大驿道，标准虽然较高，但仍然只是通行马车的标准，充其量不过是兴修公路的前奏而已。
民国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进、汽车运输业的兴办，公路交通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兴修公路被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
1922年，中华全国道路协会向北洋政府呈递了以兰州为中心的全国汽车草图，其中有经路4线，纬路5线，以及辐射线和环线等。1928年，国民政府交通部以兰州为中心，制定了全国道路计划，并把公路分为国道、省道、县道三种。虽然该计划后来未能实施，但作为全国陆地版图几何中心的陇右大地在公路建设方面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从而带动了东西交通干线的建设，陕甘驿道和甘新驿道的部分路段也得到整修和改善，能勉强通行汽车。
1924年，甘肃开始兴建公路，所修建的第一条干线公路是西安至兰州的西兰公路。当时甘肃督军陆洪涛应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邀请，任协会的名誉董事长。在该协会的倡导下，陆洪涛指派其参谋长魏鸿发筹备修路事宜，首先拟定了陕甘路线，并与陕西督军刘镇华磋商，决定先修南线，即以兰州为起点，经狄道（今临洮）、陇西、天水、清水而达陇州（今陕西陇县）。同年，甘肃境内由工程兵营修建了兰州东稍门至东岗镇一段道路。
1925年，陆洪涛因病辞职，北洋政府命冯玉祥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并兼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命所属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代理甘肃省督办职务。1927年9月，甘肃省政府为适应军事需要，促进民众利益，成立了甘肃省道办处，由刘郁芬任处长，开始整修西兰公路甘肃段。首先整修的是由兰州东稍门起，经榆中金家崖、定西、会宁、静宁、固原到平凉的兰平汽车路，全长445公里。由于材料、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整修后的道路名为汽车路，实际上只能勉强通行汽车，而且道路经常损坏中断。1928年和1929年，甘肃大旱，灾情十分严重，甘肃省赈济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财政部先后拨赈灾款共140.9万元，以工代赈救济灾民。其中的55万元被用于改善兰平汽车路，由西北军和华洋义赈会合力修筑。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成立，接办了华洋义赈会汽车路修建工程，并按正规程序查勘、设计和施工。查勘自西安起，经咸阳、醴泉、乾县、永寿、彬县、长武、窑店、泾川、平凉、隆德、定西到兰州，全场743公里。1935年4月，土路基本完成，5月1日通车，7月全部完工。1937年，开始铺面，同时进行整修，加强养护。
1937年，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的日寇，对我国华北地区步步紧逼，侵吞全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为了给抗日战争作准备，国民党政府发出了”开发西北，巩固边疆“的号召。当时，西兰公路虽已通车，但有些路面尚未达到设计标准，汽车过后烟尘滚滚，”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车泥“,时人称其为”稀烂公路“.尽管如此，它毕竟是一条交通大动脉，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援华物资、西北地区物资正是通过这条道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的。
甘新公路自1927年在原有大车道基础上整修，使之勉强能通行汽车后，虽又进行过几次整修，但路况仍然极差。1938年1月，苏联赠送给中国的第一批汽车，由新疆古驿道进入甘肃，车队经玉门、嘉峪关、酒泉、武威、河口到兰州，行进十分困难。为了沟通国际运输和省际道路以及西北通往中原、西南的干线公路，保证西北这条东西交通大动脉的畅通，国民党政府下令修筑甘新公路，以确保国际援华物资尽快运达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即于同年9月成立甘新公路督办公署，紧急动员兵工和民工2万余人，在原有道路基础上赶紧整修以维持通车。从1938年4月开始，整个工程按照正式标准分三期施工，至1940年12月才基本完成。至此，西兰、甘新两条公路首尾相连，贯通了陕西、甘肃、新疆三省区，东西交通大动脉形成。
两千多年来，兰州在国家陆域版图上的地理位置，从秦汉时期的边塞城市、咽喉城市、西北地区的依托性城市，到隋唐时期的内陆城布，宋代时宋与西夏的交界城市，进而到明清以后国家陆域腹地城市，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一直是东西交通大动脉的枢纽，它和交通大动脉一起，在稳定西北、屏蔽中原、增进中西交流，及历次西部大开发、大开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兰州中山桥则是这一大动脉上唯一一座锁钥性的桥梁。
据《百年中山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