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箭：像我们这种情况太多了。我记得哪个叔叔阿姨从前方回来，就把我们这些孩子都接到他们家里去，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父亲和叔叔阿姨都差不多，就知道从前方回来个亲人，把我们都接过去。我父母在前方没回来的时候，我到星期六就被康妈妈（康克清，朱德的夫人）接走了。一到过年过节她就让警卫员骑着马，4个警卫员一个人抱着一个，把我们都接回枣园（朱德的住处）去，过一个周末再回来。我们小时候，康妈妈就像我们的亲妈妈一样。

我父亲到太行山一去好几年，中间基本上不通音信，当然他觉得把我们放在延安那是大后方了，我们是安全的，但他在前方整天出生入死。我们当时也小，不懂得挂念亲人，但我觉得父亲母亲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我们。因为每次前方有回来的叔叔阿姨都去看我们，说我看看你们长多大了，你爸爸还是老想着你们的，经常给我们讲这些事情，所以我模模糊糊的印象中，父亲在前方，没有时间来看我……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灵魂——罗瑞卿

“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对我讲，你爸爸在抗大讲话是非常有号召力的，讲上几个钟头，不用稿子……就连毛主席都夸奖，说你爸爸演讲有邓演达的风格……把抗大带到前线去要通过封锁线，很危险……所以那些青年学生远远地看到校长那高大的身影，心里就觉得安全。”——罗箭

记者：抗日战争时期，罗瑞卿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当时的基本工作是由他负责的。当时抗大的学生很多是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您父亲时常给学生们演讲，他的演讲很有特色，您听别人讲过他当时的工作吗？

罗箭：红军到达延安有一段休整的时间，相对稳定，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红军组织上的问题，思想上还未统一，所以建立抗大。我后来听叔叔阿姨讲，那时候抗大的工作基本上是父亲搞的，担任抗大教育长的职务，学校日常事务都归他管。后来很多青年都向往延安，通过种种途径，大多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冒着生命危险过来的，像天津“一二·九”运动涌现出大量积极分子。地下党也有意做这方面工作，把他们引导到延安，所以那时候到延安的青年学生特别多，这样一来，抗大的教育对象才转移到青年学生身上。像我的母亲和好多阿姨们，都是这样的青年学生。要投身到抗日的最前线，就找八路军，要抗日也找八路军，要救国还是找八路军，所以抗大的工作就重要起来，没有住的地方，就自己动手挖窑洞。

当时父亲在黄埔军校时，比较崇拜邓演达。邓演达是黄埔军校的负责人，经常给学生演讲，当时他们那些人演讲不用稿子，非常有鼓动性。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就向他学习、模仿。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对我讲，你爸爸在抗大讲话是非常有号召力的，讲上几个钟头，不用稿子，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就连毛主席都夸奖，说你爸爸演讲有邓演达的风格。有一次在公安大学演讲的时候，我发现父亲讲话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我现在理解，他的演讲一个是内容精彩，再一个就是声调手势，都要配合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毛主席讲话那个动作都是很大，他经常叉着腰，我父亲也是，激动时动作也很大，那个时候是抗日啊。以前父亲说起这些事也是感慨万千。

记者：当时您父亲作为抗大校长，听说毛主席还给了他一项特殊的任务，是什么任务呢？

罗箭：我父亲担任抗大校长的时候，毛主席给他一个任务，让他把抗大带到前线去。一方面在前线继续办校，另一方面这是一支很强大的干部队伍。一般抗大的学生毕业以后，都分到各个解放区担任领导职务。这么一个几千人的队伍，要把他们安安全全地带到太行山，是一个非常重的担子。

当时抗大的学生很多都是青年学生，他们与第一期、第二期前期的军事干部情况不一样，那些军事干部都是长征过来的，军事素质都非常高，应付各种情况都是驾轻就熟的，但是这批年轻的学生都没经历过战斗的考验，他们通过封锁线、过铁路，容易出问题。当时中间除了晋绥根据地以外，其他都是游击区，所以敌人的巡逻队也经常来来回回地走，敌人把铁路线作为他们的巡逻线，有铁甲列车来回走，所以要通过铁路线，就要趁这个空当通过，那是很危险的事情，要组织得非常严密，不能有一个人出现问题。大家都非常紧张，只要有一个人暴露目标，那就等于大家都暴露，因为那些学生也没什么武器，碰上全副武装的敌人，没有什么战斗力，牺牲会很大，因此我父亲很不放心。于是他就站在铁路线上，大家有安全感，那些青年学生远远地看到校长那高大的身影，心里就觉得安全。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