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特别喜欢小孩，从小对我们都很溺爱，罗宇1944年生，朵朵1949年生，所以无形中我们四个算大孩子，那三个是小孩子，我父亲对那三个小的特别疼爱。每次下班回来以后，三个小的弟弟妹妹都扑上去，他个子特别高，孩子又小，每次他都蹲在地上，有时孩子一上去，都把他弄得坐在地上。

记者：您记得你们一家子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罗箭：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是吃晚饭时，那是全家一天中唯一团聚的时候。父亲非常忙，想见他，只有在那个时候。所以在我们家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只要父亲有空，他晚上一定要回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常常一家老小都在那儿等他，有时候等到七八点，只要父亲一回来，我们都非常高兴，然后大家一起吃饭，那是我们一家子最快乐的时候。父亲母亲就听我们讲学校里的事，社会上的事，那时候看刘三姐，嘲笑那三个秀才，我父亲说得高兴了也跟我们一起讲，爸爸四川口音，语序和普通话不一样。他说“我借你的钱还你不起”，我们就哈哈地笑，“什么还你不起，是还不起”。“文化大革命”前从我到我的小弟弟都是长身体的时期，比较能吃。等他一回来，我们很快都吃光了，父亲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和母亲相视一笑，就说：“哎呀，你们这些蝗虫。”然后就给我们念普希金的诗，老念老念，我们都会了，他一念，我们全家都一块儿念，“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地，落地一切都吃光，从此飞去无音信”。高兴得很，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记者：您记得您父亲最高兴的时候吗？

罗箭：上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在台湾蠢蠢欲动，美国人也支持，经常派U-2飞机跑到大陆来拍照，当时主席给父亲讲，光抗议不行，要打下来一架，我父亲就具体组织这个事情。我们当时的地对空导弹都是苏联给的，那几个阵地别人都知道，它就绕开你，雷达一有动作，它就跑了，几次都抓不着。这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叫什么导弹打游击。就是导弹游动，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这样你摸不着我的规律，果然有一次把飞机打下来了。我记得那一次父亲回来得特别晚，他从来不喝酒，那天他喝了一瓶茅台。

记者：您父亲有特别的爱好吗？

罗箭：父亲是四川人，喜欢川剧。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各个地方戏曲都到北京来表演，四川也来了几个川剧班子，当时他们四川这几个老头儿都特别高兴。我记得陈毅伯伯、邓小平伯伯还有朱老总，和我父亲一样，他们都特别喜欢川剧，然后川剧团就把所有汇演的票给他一打儿。父亲特别高兴，给我们讲，全家都得去，母亲带着我们跟父亲一块儿到长安剧院去看川剧。川剧有一种高腔，没有伴奏，母亲说你们高腔真怪，不好听。她在后边小声说，前边小平伯伯听见了，马上回过头说，这里四川人多噢，意思是不能说四川人的坏话。父亲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活跃的，爱打乒乓球，有乒乓球赛他都去观看。而且他还喜欢篮球，曾经组织了抗大篮球队与战斗篮球队。

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层干部

罗瑞卿的至清至察，使他绝不可能与顶头上司林彪同流合污，他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层干部。

记者：1965年，事情就有了一些变化，当时您家里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罗箭：1965年我们搬到新六所，事情有了变化，父亲也不出去了，也没有电话找他，突然一下安静下来，当时没多想这些事情，不知道他已经被打倒了。而且星期六他也有时间了，要跟我们打扑克，因为平常很难有这种机会，偶尔有个星期天在家陪我们一会儿，他也不会别的，就跟我们打打扑克。我们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叫“杜拉克”，就是“傻瓜”的意思，比较简单，父亲玩游戏也比较认真，谁出什么牌他都记得很清楚，他老怪母亲出错牌。

1966年3月，我在北京通县研究所，本来已经让我参加新疆第三次核试验。去的头一晚，让我去搞“四清”，我告诉他们，父亲母亲相视一笑，淡淡的。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他们的笑有点儿惨然，我脑子转了一下，没想那么多，就去“四清”了。6月回来，我领导跟我谈话，说我父亲反林彪。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