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3期，作者：林达，原题：《另一个“圣雄”甘地》

我想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最早知道甘地时，一定是个有特殊称谓的名字——“圣雄”甘地，还有“非暴力之父”的声名。后来我发现，大多数人对圣雄甘地其实耳熟但并不能“详”。许多人宣扬了甘地很久，可能并不清楚甘地的“非暴力”具体是些什么主张，也不清楚在印度独立的历史上，它究竟发挥过怎样的作用。

印度到迪拜的飞机上，播放着新电影《我的父亲甘地》。虽然这不是精心制作的大片，可它是货真价实的“印度电影”，通过讲述甘地大儿子失败的人生故事，折射了甘地的另一面：在家里的专制，剥夺孩子上学的机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极大困扰。虽然这无损圣雄光环，可对印度来说并不寻常。

曾经困扰我的是，在印度的非暴力运动中看到了暴力。这让我想更多地了解，甘地的“非暴力”究竟是什么？甘地本人怎样界定这个概念？它怎样将印度引向独立，又引出什么后果？从印度回来我又读了一遍甘地自传，查阅不同的甘地传记，还有一些印度历史。

甘地的人生从“糟糕”开始

甘地自小是个极敏感和自卑的孩子，青少年时期的学业事业都不顺利，打击特别大的是进大学后第一年就读不下去，只好辍学。同时，他却有着三代小邦国总理所形成的家族压力和自我期许。一个长辈告诉他，时代不同了，他已不可能按照过去的模式子承父业，假如他仍然有此雄心，就必须接受现代教育。甘地因此在1887年离家赴英国。他的目的是取得律师资格，却似乎不是尽量扩展自己的知识。当时英国考律师非常容易，但规定必须上课3年。甘地也就在英国住了3年，他花了很多时间和兴趣在素食协会活动和对不同宗教的探究上。1891年6月10日，甘地顺利取得律师资格，却并没有大学毕业。

英国律师制度的特点是取得执照易，在法庭站得住脚、赢得顾客却很难。它的淘汰环节在后面。甘地取得执照后归心如箭，马上启程回国。3年过去了，他拿着执照却发现自己读书不多，实际上并不具备执业的知识和能力，再加上个性羞怯，简直困难重重。他一开始试着在孟买开业，遇到并不难的小案子，却在法庭上落荒而逃。最后他在孟买的律师生涯彻底失败，被迫回到故乡。

甘地的哥哥虽然没有成为小邦国总理，却一度在家乡地位显赫。邦国虽小，印人自治的上层却是一潭浑水。此时邦国已经有了英国人的政治联络官。甘地的哥哥被人告到联络官那里，说他涉嫌误导政治上层。得知弟弟甘地在英国和这位官员相识，哥哥就要甘地去说情。甘地明知不妥还是去了。这名官员对甘地哥哥的印象完全负面，认为他是个政治阴谋家，阻止甘地继续说下去并请他离开。甘地不肯走并且继续往下说，该官员一怒之下令仆人把他推了出去。甘地生性敏感，感觉自己受了奇耻大辱，立即写信表示要告对方，对方回信表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对自尊心极强的甘地来说，这真是很糟糕的心理处境。

甘地冷静下来后细看家乡，不仅政治纠葛复杂，而且要在当地开业，就难免要和那位官员见面。此时一个在南非的印度商人有财务纠纷需律师帮忙，甘地因哥哥的介绍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就这样出走南非。在南非，乘警因甘地是有色人种，不顾他拥有一等车厢车票，令他离开车厢。甘地拒绝后被拖下火车，行李也被扔下了车。历史学家把这一事件看作“甘地开端”，是很有道理的……

从自传可以看到，甘地拿着英国律师执照，却不是一个具备西方律师气质的人。他更像个僧侣或者信徒。他没有皈依某个宗教，但印度教显然是他的精神基础。看甘地的讲话和文章，常有长篇大论的感性表达，推理及逻辑叙述的部分却弱得多。他注重精神探求，对于素食、禁食、禁医药、禁欲和其他禁忌等，有着非常专注的思考，常常反复推敲体验、不断检讨自省。在妇女地位极低、童婚制的印度，甘地夫人成了他的绝对顺从者。甘地正当壮年时决定禁欲，妻子对他的决定大多言听计从，包括病危时不顾医生警告离开医院、禁医药和营养等等。甘地对学校有自己的看法，孩子想上学也不行。而这些决定的背后，在甘地看来有很深奥的宗教思考和精神。他是在履行信念，追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