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3点,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被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
“总统先生,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你休息。”普雷斯说。
“肯定是发生了危机。”卡特判断道。
“不是,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当然可以。”
“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2008年12月,在中美建交30周年前夕,卡特接受中国媒体集体采访时,回忆起北京时间1978年7月10日发生的这一幕。
“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派5000人,第一批只有50人。”2011年11月15日,在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内,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唐占晞(John Thomson)说。33年前,他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
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互派留学生的共识后,两个承担具体工作的人,成为中美双方落实政策的直接接口。美方就是唐占晞,中方则是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工作人员郭懿清。
33年后,他们几乎同时关注到中国媒体在11月15日集中报道的一条新闻——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14日发布的“开放门户”报告显示,在2010/11学年度,美国共招收国际留学生723277人,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为157558人,比上一学年度增长23%。这意味着自去年留美学生数量首次超过印度以来,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赴美留学第一大生源国。
“当时没有人想到中国会同意跟美国互派留学人员,也没有人会预料到,30多年后这个数字会从50增加到15万这么多。”唐占晞一边往自己的菊花茶里加糖块,一边感叹说。
这位美国前外交官精通汉语,了解中国人100多年来的留美历史,也曾亲历中美高层之间有关留学事务谈判的现场——那是一个一度封闭的大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推开国门的瞬间。
一扇多年敲不开的门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John Thomson访问台湾后,对中国文字和文化产生兴趣。他开始学中文,并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唐占晞”。
“当时美国很少有人学中文,对我们来说,苏联很恐怖,是第一个不能去的地方,而中国大陆也是个陌生而可怕的地方。”唐占晞回忆。
他要深造中文,能选择的地方只有台湾和香港,因为“不想去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不让进”。1966年,在成为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留学生后,他几乎天天能看到或听到“光复大陆”的标语和口号。
海峡对岸,原本只对苏联、东欧开放的留学之门,此时也彻底关闭。为使拟留学出国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1966年6月30日,负责留学工作的高等教育部向全国下发通知,“经请示中央批准,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决定推迟半年进行”。
“半年”的时间,最终变成了12年。“文革”10年期间,中国仅仅向21个国家派出337名留学生。
“这些所谓的留学生,实际上都是语言生,跟1978年之后以理工科为主的留学生,并不大一样。”2011年11月29日,郭懿清在家中回忆说。
1973年,33岁的南开大学外语系教师郭懿清曾作为考察团成员赴美,教育部派这个8人团赴美考察的内容,仅限于语言教学。
此时,她未来的合作伙伴唐占晞,已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专业硕士毕业,担任美国新闻总署驻台湾新闻处新闻官。那两年的局势变化,让唐占晞有些眼花缭乱。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第二年,美国在中国大陆设驻华联络处。但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中美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美国国内政治不管怎么变,一个愿望一直没变,就是跟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交换学者、学生。美国认为这是加深互相了解的最好方法。”唐占晞说。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