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前后，一些美国教授开始给北京的一些大学和1949年前曾留美的教授写信，“希望到中国做研究，交流合作”。但无论是给自己的中国学生写信的美国教授，还是直接与大学联系的美国教授，在一番焦急等待后，都未能收到回信。

    “中国正在‘文革’，美国又发生了‘水门事件’，而且中国正讲阶级斗争，大家很怕涉外事件。中美还没正式建交，跟美帝国主义合作，谁敢说？不敢。敢说就有人给你戴帽子。”唐占晞搅着他的菊花茶这样自问自答。

    自1970年在台湾担任外交官开始，唐占晞的工作和生活与中国再未脱离关系，对一些颇具时代特色的中国词汇，他应用自如。

    虽然身在台湾，但唐占晞在1976年得知，民间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当时正跟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合作，每年互派几个考察团，在图书馆、工程教育、科技等方面进行交流。

    考察团的美国成员回国后，很快便会给刚认识的中国同行写信，建议“应该交换学生，开始研究交流”。依旧没有回音。

    唐占晞的印象是，“美方一直提出要交换学生，中国一直没有接受”。郭懿清1976年被借调到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她也记得当时的情形，“美国一直想跟中国交换学生，咱们一直没答应”。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78年6月的一天，被调往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唐占晞一大早从台湾出发，辗转香港、深圳，当晚9点半左右从广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

    他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眼前这片被台湾人形容为“匪区”的土地。从机场到位于建国门附近的联络处，他乘坐的小汽车迅速掠过一辆又一辆缓缓行进的牛车。沥青路两旁大部分都是农村景象，路灯下面，隔一段便有穿短裤背心的老百姓坐在灯下打扑克。

    就在唐占晞赴任的这个月23日，邓小平决定专门安排时间，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一起，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有关学校各项工作清查整顿情况的当面汇报。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邓小平当场作了这一后来被称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的表态，并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教育部外事局随后专门开会，传达讲话精神。郭懿清回忆，“会上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特别振奋。”

    不过，这个消息当时并不为唐占晞等美方人员所知。

    7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领美国科技代表团与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在现场的唐占晞注意到，谈判桌两边，一排穿西装的美国人对面坐着一排穿中山装的中国人，“界线非常分明”。

    对互派留学生一事，美方只是作为谈判筹码，并不抱太大希望。普雷斯在上午提出可以互派留学生时，中方并未给予回应。但下午会谈即将结束时，方毅突然提出，中国政府要谈的最后一项，是1979年想先派500个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

    唐占晞作目瞪口呆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方毅的话被翻译后，美方人员有那么片刻愣住了。坐在方毅正对面的普雷斯，用手碰了碰身旁随行人员，低声问，“有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他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

    “Who will pay（谁出钱）？”普雷斯抬起头，严肃而略带困惑地问。

    方毅随即告诉他，“费用由中方来付。”在当天的欢迎晚宴上祝酒时，方毅说，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

    随后两天，带着谈判时获得的“惊喜”，来自美国科技、农业、地质和卫生等研究机构的代表，分头开始跟中国同行商谈合作交流事宜。唐占晞陪美国地质研究所的人去了北京地质学院，但“因为政治的问题，没有办法谈妥”。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