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筏子作为原始古老的水上交通工具可谓历史悠久。以羊皮筏子渡河、运载为汉、回、保安、东乡、撒拉、土族等民间交通运输风俗，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境内黄河沿岸，以兰州一带最为多。羊皮筏子也叫黄河羊皮筏子，因为它仅流传于黄河两岸而得名，沿传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我作为一个兰州人，从小生活在黄河岸边，对羊皮筏子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特别是这几年城市发展了、繁华了，我却更喜欢到不繁华、不发达的羊皮筏子村去。那羊皮筏子的制做、乘羊皮筏子的感觉，以及那广为流传的羊皮筏子的故事，是那样令人激动和难忘。

 

　　乘羊皮筏子渡水过河，这可是古人的发明。皮筏子古称“革船”，是一种简易的渡河、运载工具。《水经注·叶榆水篇》：“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6年）王遣兵来乘革船南下水。”《旧唐书·东女列传》：“用牛皮为船以渡。”《太摆阴经·战具篇·济水具》：“浮囊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紧缚其孔，缚于肋下，可以渡也。”足见此俗由来已久。

 

　　自古在黄河上漂着两种皮筏子，一种为牛皮筏，编圆木为排，下栓十几个牛皮筏囊，载重可达数十吨，多用于货运。从兰州直达包头，到达目的地后，不仅将船上的货物卖出，连架船的圆木也卖掉。然后筏客子们（划筏人）雇骆驼驮牛皮囊返回，以备下次再用。另一种是羊皮筏，形制较小，负重亦轻，以客运为主。乘坐这种筏子首要一点是要筏子保持平衡，不管乘筏子的人或坐或蹲，都必须排列均匀，不得站立或乱动，以免皮筏翻倾。摆渡时，皮筏基本上是顺流而下，用力划向对岸，羊皮筏子返回原地时，则由筏客子扛于肩头，步行于上游处，再放筏从河中急划而过。故兰州有句谚语：“下水，人乘筏；上水，筏乘人。”旧时，黄河两岸操此业的水手很多，常用嘴对牛皮吹气，所以当时听到有人夸海口、说大话时，往往以“请你到黄河边上去”来讥讽，意思是黄河边上吹羊皮囊或吹牛皮囊。据考证，俗语“吹牛皮”即缘于此。

 

　　1930年前后，兰州共有兰州帮、靖远帮、青城帮筏户三帮，共有羊皮筏子百余只从事一些短途的客货运输。随着羊皮筏子驾驶技术的改进，到1932年以后，兰州到包头的水上航运业务就全由羊皮筏子担任了。

 

　　在兰州与包头的河道上，要经过多处水势汹涌、山崖峻峭的山谷。据说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一个外国传教士乘羊皮筏子东下，筏子到了红山峡后（靖远县黄沙湾），由于水势凶猛，传教士心里害怕，便乘机跳到靠峡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可是被大浪急流包围着的这块大石头，并非安全之地，传教士便每过一筏就摆手求救，但这里水流湍急，过往的筏子都不敢停，传教士终因无法营救而被饿死，从此人们就把这里叫作“洋人摆手”。

 

　　几年来，我三下羊皮筏子村——甘肃省景泰县常生乡龙湾村。龙湾村以羊皮筏子多而闻名，村里家家户户都会做羊皮筏子，许多人还在这方面“身怀绝技”。

 

　　为了发展和丰富西北的旅游事业，羊皮筏子村被省上定为黄河风情旅游的景点，村里人也不失时机地抓住良机、发展羊皮筏子旅游项目。村里规定，凡制做一个羊皮筏子，补助300元钱。消息传开， 老筏客子（划筏人）个个笑得合不拢嘴。老李头第二天就从山里放羊人手里买回来了七八只羊。说好了，羊皮归老李头，羊肉归放羊人。

 

　　我和老李头已是朋友，两人见面很是亲热，知道我想看看剥羊皮的过程，他便毫不留情地让我当了下手。我们边干活，边攀谈。别看老李头没多少文化，可他是村里有名的快嘴，说起羊皮筏子他更是景德镇的瓷器——一套一套的。老李头是个资历很深的筏客子，做皮囊、扎皮囊样样在行，一辈子制做的羊皮筏子有几十个，剥制的羊皮囊就不计其数了。他挥着手里的小刀告诉我，做好羊皮筏子的关键在于剥好一张完整的羊皮。剥羊皮要从头部开始，整体下剥，皮与肉组织整体脱离，不能东一下、西一下剥，也不能让羊皮有一丝一毫的损伤。如不小心用刀将皮子捅破，这一张羊皮就算完了。所以我看见老李头在剥羊皮时，十分谨慎小心，一般情况下很少用刀，而多用手去剥，用撕、压、拉、捶、捅等手法进行剥离，剥下的羊皮须做去毛、熟皮、灌油等工序之后，一只成品的羊皮囊就算做好了。一般做一只羊皮筏子需9至12个羊皮囊。

 

　　羊皮筏子的扎制比较简单，先将数十根三四公分粗的圆木用绳子扎成约六尺宽、一丈长的由许多方格子组成的长方形框架，再把制好的皮囊整齐地排列，一并拴于架下，这样一个完整的羊皮筏子就做成了。

 

　　村上成立了羊皮筏子队，头儿叫尚可平，60出头，但长相年轻，划起筏子来和小伙子没两样。我们已是老朋友，每次去龙湾都住在他家，家里有一大间房子腾出来，专门让客人和游人住，算是个小旅店。店名是我第一外到他家时起的，就叫羊皮筏子旅店，字牌也是我给书写的。我们之间兄弟相称，所以他家的老底我还是知道一些。

 

　　原来，摆弄了一辈子羊皮筏子的尚家，到老尚这儿已是第三代了，从爷爷辈上就靠划筏子捕鱼、运输货物为生。小时候，父亲常带着光屁股的他，划着筏子去到黄河里捕鱼，那时一网下去足足能打二三十斤黄河大鲤鱼，最大的鲤鱼有一二十斤重，最小的也有一斤多重。长着长胡子的鲤鱼又好看、又好吃，自己家吃不完，还送给邻居家分享。现在生活好了，加上老尚岁数也大了，已很少下河捕鱼了。我没有见过传说中黄河大鲤鱼的风采，始终想开开眼，在我和他小孙子的百般鼓舞下，已是花甲的老尚一拍大腿说：“行！打上大鱼，咱哥 俩晚上喝酒，捞上小鱼给小孙子玩儿，走。”说着叫来老伴、喊来儿子，加上我有四五个人，一同张网捕鱼，几个人折腾了半天，等到收网时只拣回几个鱼苗苗，只好给小孙子玩儿了。虽然没有打到大鱼，回到家老尚还是开了一瓶“陇南春”，继续讲筏子的故事：夏秋季节，筏客子要将乡亲们地里产的瓜果运往黄河下游的宁夏、包头一带出售。为了能多拉些东西，筏客子常常将单只羊皮筏子拴成一个由多只筏子组成的大筏子，形成一条“大船”，这样拉运的货的数量就会成倍增加，最多能达十余吨，大筏子在黄河中抗急流能力强，而且既快又稳。这种由十几只或几十只筏子组成的“大船”，就是响誉黄河两岸的“羊皮筏子军舰”。

 

　　1941年，国民党政府的油矿局总经理孙越琦来到兰州，对皮筏子运输很感兴趣，并通过当时的兰州市政府找到了从事筏子运输业务有30多年的王信臣先生，要用羊皮筏子试办从广元到重庆长达1400多华里的运输。于是油矿局购买了羊皮囊2000个，编成每只用近500个羊皮囊扎成的皮筏5只，聘用筏客子20多人，由油矿局成立的“皮筏运行队”，专门负责运送汽油。1942年夏，当5只皮筏子经历两个星期（木船需一个月）从广元浩浩荡荡到达重庆时，整个山城轰动了，当地官员和扶老携幼的群众如潮水般涌来参观兰州羊皮筏子。油矿局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皮筏子航运大会”并摄制电影留念，有许多外国记者参观后要求带走羊皮筏子到国外展览，重庆各报也大肆渲染，从此就有了筏子变军舰的“传说”，流传至今。

 

　　为了在龙湾重现昔日“羊皮筏子军舰”的风采和情景，我与老尚还有十几个筏客子们一商量，大家一致叫好。经过一番准备，大家伙绑的绑，拴的拴，用了不大会儿功夫就将一艘“羊皮筏子军舰”组合而成了。村里的男女老幼奔走相告，赶到河边看热闹，就连邻村的乡亲们也跑来观看助兴。我更是激动万分、忙得不可开交，脱掉鞋子，跳进河里拍摄，争取多拍一些、拍好一些，一口气就拍掉了一卷胶卷。虽然这只羊皮筏子不具备“实战性”，但是这个镜头足以使我自豪，可以肯定今天拍摄的“羊皮筏子军舰”镜头已十分珍贵，绝对的“独家版权”，因为近几十年还没有听说谁用彩色胶卷拍摄过“大型军舰型”的羊皮筏子。这天晚上我激动得一宿没有睡好……

 

　　都市开放、发达、繁华，我却喜欢有空就往乡下跑，去感受那里的不发达、不繁华。羊皮筏子村相对封闭，不太发达，村里至今不通电话，什么样的手机在这里也打不通，从城里发封信要走十来天，但这里的人们过着日不上锁、夜不闭户的平安生活。每次去村里，我都要带着上万元的拍摄器材，搁在老尚家，敞着门无人管，从不用担心会丢失。有好几次我督促老尚把门锁好，他总是说：“没事！没事！你放心，东西丢不了。”这里的治安程度之高，让人吃惊。要是搁在繁华、发达的都市，不要说上锁，就是装上高级的防盗钢门，也不一定保险。

 

　　在村里，我无论走到谁家，不管是什么时候，主人都会马上给我做饭吃，就是刚吃过饭也会如此，所以我走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会饿肚子。羊皮筏子村的人和羊皮筏子一样实在，有时那种实在都让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老乡会把没长熟的苹果、没红的枣摘下给我，亲手给我卷上一支“喇叭”烟给我点上，与繁华都市那种装腔做势、没有一点雄性感的男人和那些骚首弄姿没有半点女人味的女人相比起来，我和这些朴实、善良、厚道的人们有说不尽、拉不完的家常和话语。这种纯朴和善良，我以为它是一种时尚，是一种文化，而这种时尚和文化，又和古老的黄河羊皮筏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几年，这个羊皮筏子村可红火了，古老的羊皮筏子吸引了不少的中外学者和游客，不少筏客子重操旧业，重振往日雄风。十几个羊皮筏子摆在河边还真有点阵势。

 

　　从老筏客子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筏子的感情依旧，对昔日岁月的感情依旧。人世间有许多难以割舍的情感，羊皮筏子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