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谈，是古已有之的一种交流思想感情的形式。三二友好，促膝谈心，就是倾谈。但是倾谈常常被人与清谈混淆并论，带有贬意。

　　说到清谈，有它的历史。

　　自从魏晋崇尚清谈之风之后，名士之流如何晏、夏侯玄、王弼等祖述老子庄周的无为思想，排弃世务，专谈玄理，形成一股颓风。到了晋末王衍之徒，更助长了这种清谈的习气，终于导致晋祚之亡，因此被后世之人评为“清谈误国”。

　　对于“玩世不恭，清谈误国”的清谈，伟大的书法家王羲之曾经流露过反对的情绪。《晋书·王羲之传》记载他有一次和谢安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肝食，目不暇给。今四邻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所致焉？”

　　王羲之没有反驳谢安的话，但已可看出王羲之是厌恶清谈的。

　　考察魏晋清谈，几经变化，魏之名士，好评骘人物；晋之名流，好高谈玄理。评人物，有可取之处，如刘邵在“人物志”中就曾评述道：“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似乎谈论之间，有举荐人才，以治天下的意思。我们看《三国演义》，有人观察曹操之后，对他下了评语：“子承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也。”可是曹操却大喜，因为乱世英雄可以创大业。在“青梅煮酒论英雄”一回中，曹操对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却引起刘备的惊恐，因为英雄可以创大业，岂不招致曹操的忌恨？于是刘备演了一场闻雷声而失箸的小喜剧。

　　谈玄理则不同，纯粹出于消极遁世，侈言清静无为，所以王羲之不以为然。

　　清谈之成为贬辞，可说起因于晋名士的颓废。到了后世，就被人引以为忌了。其实，抛去清谈之词，改为漫谈、倾谈，就不见得不能谈了，问题在于谈的是什么？

　　最近读到一本书，书名《鹪鹩庵笔尘》，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知己朋友敦诚写的，刻印于清嘉庆年间。敦诚字敬亭，别号松堂，另有一本书《四松堂集》就是他的诗集四卷。《敬亭小传》说他“以病告退，素耽山水”，“好宾客，日引文士，分韵擘笺，不以晨夕间”。因之他好倾谈，在《笔尘》中对倾谈发了一番议论，他说：

　　“居闲之乐，无逾于友。友集之乐，是在于谈。谈言之乐，各有别也。奇谐雄辩，逸趣横生，经史书文，供我挥霍，是谓谈之上乘。衔杯话旧，击缽分笺，兴致亦豪，雅言间出，是谓谈之中乘。论议政令，臧否人物，是谓谈之下乘。至于叹羡论交涉之荣辱，分诉极无味之是非，斯又最下一乘也。如此不如无谈，且不如无集，并不如无友之为愈也。”

　　这番议论，可说对倾谈的情操有所发挥，我也觉得很有见解。敦诚的谈旨，在于真正地交流思想感情，包括对知识、学术、社会、人生等的体会，似此倾谈，的确可称为上乘。

　　这种上乘谈的情操，在现代，曾见之于鲁迅。鲁迅晚年在上海时，曾经常到“内山书店”和内山完造饮茶漫谈，他们把这种漫谈作为启发智慧引写文章的资料。后来内山完造还凭漫谈写成专书，鲁迅为他的书写过序文。由此可见，倾谈是必要的，是有高尚情操的。不论对茶对酒，都可款友倾谈，只要有上乘的情操就好。“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最难风雨故人来”，“寒夜客来茶当酒”……诗情友趣，实在是可以倾谈个痛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