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挺有手腕的慈禧太后还勉强可以苦撑一个没落皇朝，那么在她死后，由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和动不动就哭鼻子的隆裕太后作为后继者，去继承不无风险的预备立宪的政治遗产，就显得更糟。当载沣等人把席卷全国的保路运动与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将铁路修筑权强行转让给列强和抛出“皇族内阁”时，他们就把许多请愿者，踢入了革命阵营，自己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辛亥革命使“朕即国家”的时代成为历史
 

因为革命的过程很复杂，革命的结局也不会简单到哪里去，见仁见智也就在所难免。应当承认，通过辛亥革命，以反满为主题的民族革命是成功了。反满本身就是用革命的方式解决满汉矛盾，打破了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瓶颈。
 

辛亥革命有破还有立。除了反满，孙中山等人还在清帝退位前，就在南京创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次在中国大地宣告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朕即国家”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国会政治、政党政治、舆论监督政府等民权政治的要件都已大致备齐，变人治为法治的尝试由此正式开端。
 

无庸讳言，政治革命的成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在政党政治的舞台上，旧官与新贵互争权力，党同伐异，旧式朋党之风依然盛行，清末的贪污腐化现象没有根本的好转，新生的民主制度也不尽健全。
 

孙中山等多数革命者原来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这个“洋人的朝廷”，建立以汉人为主的国家政权，只要推翻了君主制，中国就能走向富强，因而向国人抛出过种种承诺。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革命者自身，都对新生的民国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多，这是人之常情。
 

革命领袖孙中山对政治革命的结局先是最满意，后来又埋怨最多，对革命的成效反而谈得很少。曾经猛烈抨击暴力革命和反对民主立宪的梁启超却在为这场革命叫好。孙中山与梁启超对辛亥革命历史结局的这种认识差异，我看主要反映了恨铁不成钢的职业革命家同学者型政论家之间的差异。
 

革命固然应该为建设者开辟道路，但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代建设本身。无论是民权政治的主体，即人民，还是主导者，即革命者与革命的同盟军，他们的民主素养不够，民权政治就只能是好事多磨，还不能笼统地把它说成就是失败。
 

尽管辛亥革命不曾彻底摧毁中国专制主义的社会土壤，但它毕竟给建设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胆尝试的民权政治舞台，对于一个拥有两千余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谁想再搞家天下，都没有好下场。正是因为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膝才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问题为走路而准备着，遥望百年前的那场浴血奋战，我们也应该懂得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