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场内的赌徒群像
1920年11月23日,广东拒赌会及学校各团体3万余人举行请愿禁赌大游行,向省长陈炯明呈递请愿书,陈炯明宣布12月1日起实行禁赌。
清末广州庆祝禁赌的盛况
清朝时代,广州的赌馆林立,上海《申报》说,“赌之最盛莫如广东。诚以广东人物繁富,地土肥厚,虽僻处海滨而通商较早。当道光时,洋舶进口先至广东,此通商之权舆,积富之机始,贸易甲于他省,而奢华靡费亦冠于一时。挥霍之路愈广,争利之道愈精,一若作官之利犹迟也,而赌则可以立致千金;行商之利愈小也,而赌则可以一得十。且可以一得数十得数百,并不必劳心劳力。一日盈余,终身坐享。于是农工商贾之可以赌者,士大夫亦可以赌;男之可以赌者,妇人女子亦可以赌;富之可以赌者,贫者亦可以赌;近之可以赌者,远者亦可以赌……昼夜营营,皆以赌为日用行常之一大事”(见《申报》1895年8月15日)。广州故称为“赌城”,抽鸦片的、赌博的无处不在,乌烟瘴气。在一口通商时期,广州作为世界贸易中心,是商人淘金的乐园。商人的影响力以及收益,成为民众追逐的目标,但他们不是做生意,而想一赌万利。当时流传一首诗:“是谁设此迷魂局,笼络儿夫暮复朝。身倦囊空归卧后,枕边犹听梦呼吆。”这首诗把赌徒的失魂落魄描写得淋漓尽致。
老城纪事
做起庄嚟想拆天,呢铺赌法惹人怜。
发亲火就堆头撞,转下风嚟摆口咽。
密十连楂唔改色,长三配对仲输钱。
至衰几只塘边鹤,未到开牌震定先。
———廖仲恺的哥哥廖恩焘,当年以粤语谐诗生动地刻画了广州地区赌徒赌“牌九”的情形,惟妙惟肖。(注:所谓“塘边鹤”,是指在牌九局外“买马”者。)
1以科举闱姓赌博收入作为修复贡院的经费
广东的“赌”是怎么开始的呢?咸丰年间,清政府的财政趋于崩溃,地方的财政支出无能为力,而广东的教育也遭到很大破坏。1860年,广东贡院毁于太平天国,中央说无钱修复,于是地方政府在中央默许下,以科举闱姓赌博收入,作为修复贡院的经费。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督粤,为加强海防和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把闱姓赌博推广到全省,由商人承饷。官方这种行为,等于公开支持赌博行为。大清王朝的禁赌公文成为废纸。
“闱姓赌博”,是以社会最为关心的科举考试的结果作为竞猜对象,“往往陡然暴富”,对普通居民有吸引力。它不限财力,都可以玩,玩法是:“在科举考试之前,随意在小姓中选择20个姓,这为一票,票值一元、数元、十元;买一元者,合足一元的一千票为一簿,推之数元、十元的方法仿此。”其赢利方式为是对彩票的分成,以一元的一簿的一千元为例,彩金比例为六成,其余四成即四百元,一半给官府税金,一半给赌徒的利润和其他开支。整个竞猜过程,充满了弊端,贿赂考官、考生等,作弊者从中牟利。当时得奖的许多信息会在报纸或其他渠道公布,如1901年11月20日公布的:“第一名头票得彩银一万五千元,第二名二票得彩银三千元,第三名三票得彩银一千五百元,第四名得四票八百元;(另)有四条票每条得银二百元,有十条票每条得银一百元。”高额的奖金对赌民有极大的吸引力。
清宣统二年,咨议局议员陈炯明再提议禁赌,几经讨论,才决定盐厅加价弥补赌资。到宣统三年三月初一,两广总督张鸣岐也出告示禁赌。那天,广州市的“番摊”馆和“山、铺票”馆一律关门,民众兴奋,在大街上游行庆祝朝廷德政,颇为热闹。一周过后,广州将军孚琦在东门外被革命者温生才刺死,接着发生攻打总督衙门、武昌起义等,清朝的统治终于结束了。这期间,禁赌的事才基本偃旗息鼓。
2民国广州在军阀治下,开、禁反复,而赌风愈炽
到民国该有一番新气象,可是禁赌谈何容易?1912年,广东政权由胡汉民与陈炯明交替执掌,也大力宣传禁赌。公开赌博是没有了,但私下的依然存在。那时还以鸟和虫做赌具,如蟋蟀,分为茶蟀和麻蟀,茶蟀体力小,只适应小斗,有竹枝词说这种“小斗”:“蟋蟀盆场一笑开,输赢只论饼钱来。用心调养非无意,不及金笼解爱才。”可见以饼论钱,数目不大;而麻蟀难养,但体格壮健,酷暑容易患热病,深秋又要保温,主人必须多加保养。要斗的话需要专门场地,甚至有服务人员、设施。所以,公子哥儿一起,专门到离开闹市的茶楼酒市,甚至在花船画舫,既赌又游玩,完成消费欲望。如一伶人的赌具为“猪屎渣”这种鸟,并“雇满洲人豢养”。当春夏之交,他与太史的公子在卖麻街(当今石室一带)斗雀,赌彩千金。“雀斗正酣,忽来巡士多人,拘主斗者及雀以去。旋又复来,谓尚有一最矜贵之雀未能携去,四处搜寻不见,前后共搜七次”,才在戏台下找到,于是押送赌徒回去。可见当时的政府虽下了决心,但也不容易。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1914年讨袁失败,龙济光入粤,局面再一次变化。龙济光复办“山票”和“铺票”,美其名为“十字有奖”以及“十五字有奖”。至于部下在所属地方开设“番摊”,他却不闻不问。1917年,桂系军阀陆荣廷赶走龙济光,部下借口筹集军费,筹划开设“番摊”。结果,各乡无不摊馆林立,除番摊和山铺票外,牌九、牛牌、十二位等都纷纷上桌,号称杂赌。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