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记载中看，不得不承认康有为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演说家。

　　他先是说到光绪皇帝被困瀛台的窘境：“(皇上)所(索)鸡粥而不得，珍妃冬月单衣。”华侨们听后都唏嘘流泪。说到西太后迫害变法时，他说：“三十年来之积弱，我四百兆同胞兄弟之涂炭，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华侨们听后无不切齿痛恨。而说到未来前途时，他说：“外之合海外五百万人为一人，内之合四万万人为一人，其孰能凌之？”华侨们又感到无比振奋。

　　在当时，即便是漂泊海外、见识过西方民主政治的华侨，也摆脱不了忠君的思想。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而康有为正迎合了这一思想。保华侨先要保中国，保中国一定要救皇上。康有为把远在海外的华侨与瀛台中受困的光绪皇帝，紧紧联系起来。

　　演说最后，康有为起立高呼：“愿齐心发愤救中国否？愿者拍手。”与会数千人无不应声鼓掌。他又问：“大众愿齐心发愤，救我皇上否？”听众中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会场上的气氛被推至顶点。面对这热血沸腾、万众一心的场面，就连在场的外国人也忍不住鼓起掌来。

　　在加拿大，康有为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追捧。此时，他感到应该建立一个组织把华侨们团结起来。

　　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联合加拿大华侨领袖李福基、冯秀石等人，携手创立了“保皇会”。

　　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后来回忆，“保皇会”的定名颇费周折。起初他们想为这个组织取名为保商会，因“华侨十九皆商，保商即保侨”。但有人说：“保皇乃可保国。”于是定名为“保皇会”。而保皇会的全称令人忍俊不禁——“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既然叫“公司”，就说明它不单是一个政治组织，还是一个经济组织。在“保皇会条例”中明文规定，凡入会者须缴会费2元，作宣传、通讯、办报之资，并集资开矿、兴办工商。

　　随后，康有为派遣门人弟子分赴美国、墨西哥、南美洲、澳洲、东南亚，甚至南非，共建立总会11个、分会103个，会员多达百万之巨。保皇会总局设在香港、澳门，康有为任正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总会长。可以说，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保皇会。

　　海外华人们参与保皇会的热情颇为高涨。梁启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

　　自己亥年此会设立以来，至今蒸蒸日上，温哥华入会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则殆过半，纽威士绵士打几无一人不入会者。会中章程整齐，每来复日必演说，每岁三埠合同大叙集一次。近集数万金建总会所于温哥华，俨然一小政府之雏形也。

　　对于“保皇公司”如何运作，康有为有着详细的计划。在一次演说中他对听众说：

　　若海外五百万人，扯算计之，每人能以烟酒之余，人捐美洲银五圆，合中国银十圆，则有五千万矣。先开银行，印银纸行之，可得一万万零二千五百万矣。以三千万办轮船，以三千万办铁路，以三千万开矿，以五百万办杂业。他日矿路轮船有股份者分利无穷。以三千万办一切救国事，以养才能之士、忠义之人，立国体以行之，则中国立可救矣。

　　同时，康有为还许诺：“苟救得皇上复位，公司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

　　对当时的海外中国人来说，康有为的承诺有极大的吸引力。许多经商成功的华人富商一方面基于爱国心，一方面也基于渴望成为开国元勋的投机心理，往往对康有为一掷千金。而那些靠卖苦力艰难度日的劳工华侨，也希望能通过投资康有为的“保皇公司”，获得红利。

　　当时，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也在海外华人中活动，但革命思想显然不如保皇主张在华人中有市场，兴中会的力量明显逊于保皇会。据说就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曾向保皇会捐过款。

　　1903年，康有为又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

　　不过，康有为本人并没有投入到具体的商务操作中，而是漂洋海上，开始了他绕地球3周的环球之旅。

　　16年绕地球3周

　　1913年12月，当康有为结束了16年的海外生涯回国时，曾请好友吴昌硕刻了一枚印章，上书“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这枚印章生动地反映了康有为十几年间周游世界的经历。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虽然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从未出过国，也不懂洋文，对西方的认识全都从国人的翻译作品中来，不免存在诸多误读和想象。流亡海外，正好为康有为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观察世界的机会。

　　在16年间，康有为曾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到过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许多国家他都多次出入。在当时，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像康有为这样，足迹遍布全球。

　　1908年6月22日(阴历五月二十四)半夜11时，康有为在女儿康同璧的陪同下登上了北冰洋那岌岛。夜半时分，太阳本已呈下沉之势，但忽又重升。见到这样的奇景，康老夫子写下了《携同璧游挪威北冰洋那岌岛颠，夜半观日将下没而忽升》一诗，并在序中记下了所见奇景。

　　“时五月二十四日，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

　　通过这段序言，曾赴北极考察的极地专家高登义教授相信，康有为是第一个探险北极的中国人。“康有为到北极看到的午夜太阳如正午的现象，就是极地特有的极昼现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描述出来的。”

　　高登义告诉记者，康有为到过的那岌岛位于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中。斯瓦尔巴德群岛位于北纬74度至81度间，在北极圈内。

　　诗中，康有为颇有感触地写下了“仰观诸天阅劫余，壮观山海荡目眦”的句子，并在诗中怆然兴叹：“寄此怀抱何区区”。

　　康有为周游世界当然不是旅游观光。他在《欧洲十一国游记序》中把自己比做“耐苦不死之神农”，游历世界是为了“遍尝百草”，寻找能够医治中国的“神方大药”。

　　康有为所到之处，特别关注当地的政治制度、国计民生和风俗文化，并细心地把所见、所闻、所思详细记录下来。这些游记，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兴味盎然。

　　1904年6月，康有为来到英国伦敦。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伦敦了。1899年5月，他曾经到伦敦游说，希望能得到英国的支持，推翻慈禧太后政权。当时，他联络了英国进步党党首、前海军大臣柏丽斯科子爵，但由于进步党在议会中席位较少，出兵中国的议案以14票之差被否决了。事儿没办成，康有为也没心思在伦敦游览，急匆匆地坐船去了加拿大。事隔5年，康有为再次来到伦敦。这次他才有心情慢慢地品味这座城市。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