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2月，他在墨西哥城完成了开办银行的所有手续。此时，两名墨西哥当地保皇会成员告诉康有为，墨西哥地价暴涨，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墨西哥银行推出了非常优惠的贷款政策，此时进军墨西哥地产市场正是时机。

　　在两名下属的撺掇下，康有为从银行贷了一大笔款，一举投资十多万元，购买了若干地块。起初，康有为手中的地果然涨了，但他不舍得出手，转眼间墨西哥房地产泡沫破灭，康有为血本无归。

　　当时墨西哥政府看到房地产市场过热，收紧银根，不许银行随便贷款。资金链的断裂使墨西哥房地产市场应声下跌。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正赶上美国经济衰退，银行大量破产倒闭，作为近邻的墨西哥最先受到冲击。双重打击下，墨西哥房地产市场终于崩盘了。而对于资本市场一知半解的康有为，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这种局面。

　　高伟浓总结，康有为的投资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贪大图多，急于求成。他几乎无利不欲谋，无业不欲置，致使战线太长，疲于奔命。

　　曾有人向康有为建议，不如集中精力办银行，等银行成功，再开办其他业务，可康有为不听。客栈、电车、书局、渔业，甚至房地产，他都有染指。“今日提东，明日提西，今日办某店，明日办某店”，本来资金就不雄厚，这样一来就更加捉襟见肘了。

　　此外，保皇会混乱的账务和组织形式也是它走向衰落的一大原因。保皇会下属的公司没有独立的经济核算，资金往往被挪用或长期借给亏损企业。例如，1903年横滨译书局亏空甚多，便将各埠筹集开办香港公益客栈的股金挪用到书局，以至于客栈“几不能开办”。

　　保皇会的日常开支也要从各企业账上支取。这些日常开支都包括哪些呢？高伟浓告诉记者，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从保皇会成员叶恩开列的保皇会总会账目中，可见一斑。按照叶恩的记录，美国保皇会总会的经常性开销至少包括：信件电报往来费、茶酒招待费、办事员的薪水、几家保皇会报纸的出版经费、在日本和欧美各地供养“刺客”的开支、国内保皇运动秘密活动的经费，以及保皇会义士殉难的抚恤金。各地保皇会的财务情况也大致如此。

　　作为总会长，康有为有权调拨会内各种资金。据记载，1907年康有为一次就从商款中挪借13000元给梁启超做党务活动费，并决定每年给梁启超4000元、麦孟华3000元做安家费。康有为本人家眷的日常开销，有时也从商款中支取。

　　保皇会副会长徐勤对这种状况深感忧虑，曾向康有为发出“勿乱提款”、“乱提必败”的警告。但保皇会会员众多，摊子太大，又没有明确的财务规章制度，乱支乱提现象无从遏制。

　　据说有一次，保皇会募得100万美元，一次就为康有为提供了10万美元作为游历各国，考察政治的经费。保皇会的资金来源，简单说就是募集、投资、再募集、再投资。高伟浓教授谨慎地对记者说，他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查阅了保皇会在美的相关档案，没有证据表明华侨们的这些资金是捐给康有为个人的。

　　百年前，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相关的集资法，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会更没有现代企业应有的财务和人事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皇会出现账目混乱的情况也是必然。此外，保皇会本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总会只是名义上统领着世界各地的分会，彼此间既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也没有统一的规划。世界各地的分会实际上处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号令杂出，呼应不灵”的局面在所难免，而出现资金断裂和经营危机，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结局。

　　保皇主张大势已去

　　如果说，华侨们最初积极向保皇会捐款是基于忠君爱国思想或对康有为个人的倾慕，那么，当保皇会屡屡投资失败，康有为许下的众多空头支票无法兑现时，华侨们对保皇会也就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其实，即便是保皇会的核心人物，也越来越明显地在分化。这一点上，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和欧榘甲表现得尤为突出。

　　梁启超自从戊戌政变定居日本后，读了很多日文新书，其中的新思潮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康有为开始环球旅行以后，梁启超等人与革命派人士的往来更加频繁。1899年夏秋间，梁启超与同门梁子刚、韩文举等人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会面中，他们经常谈到革命等与保皇立场完全相左的话题。

　　不久，梁启超以13名同门师兄弟的名义，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信中说，国事衰败至此，只有改造成共和政体，才能挽救危局。光绪皇帝贤明，革命成功以后，还可以竞选总统嘛！至于南海先生，“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

　　当时只有40多岁的康有为，当然不想退隐山林，自娱晚景。看到这封大有欺师灭祖之嫌的书信，他怒不可遏。为了遏制保皇会内部的革命倾向，他把这些彼此应和的弟子纷纷调往世界各地的保皇会组织任职。同时，康有为牢牢把握住保皇会的财政大权，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有丝毫动摇。保皇会中许多人，都对他的这种封建家长作风大摇其头。加拿大保皇会的华侨主力李福基等人，担心会内矛盾“愈激愈深，势将决裂”。

　　马洪林教授认为，康有为之所以反对革命，主要是怕中国会陷入长久的内乱之中。他曾经断言，中国要进行革命，就不止像法国那样129万人流血，而是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在当时，有这样想法的不独康有为一人。为了扫清这一思想的影响，刚刚成立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与保皇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期发表了陈天华的《论中国宜创民主政体》和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指名批判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说是妖言惑众。

　　保皇会下属的《新民丛报》立即应战。虽然此前梁启超的立场摇摆不定，但这回他还是选择了替师出征。

　　论战一开始，梁启超傲然自大，常常嘲笑《民报》的诸位主笔邹容、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是浮薄少年，感情用事，理论上不堪一击。可越到后来，梁启超越显得捉襟见肘、理屈词穷了，不但保皇论点缺少根据，就连援引的材料和外文翻译也接连出错。

　　1906年7月，《新民丛报》求和，《民报》却坚持乘胜追击，“犁庭扫穴，不留余种”。1907年11月《新民丛报》停刊，彻底以失败告终。

　　此时，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清政府走投无路，打起了“预备立宪”的主意。康有为大喜过望，以为自己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君主立宪制就在眼前了。为了赶上这班车，他决定把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 1907年3月，在《行庆改会简要章程》中，康有为对为什么要改名，这样表白：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