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都城东京的繁华街头（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在中国古代，城管跟“武装”有关，执法比现在更严，也有法可依……
中国“城管”何时出现？
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就有城市了，如在江淮之间的凌家滩、环太湖流域的良渚、黄河中游的陶寺遗址，都已发掘出了四五千年前的城址，《吕氏春秋·君守》中所谓“夏鲧作城”，并非想象。
但和现代功能较为接近的城市，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如齐国的首都临淄，据《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有7万户，仅以现代一户3口的最低标准来算，总人口也达到了21万。
到后来这样的“大城市”就更多了，如汉长安城（今西安），比同时代欧洲最大的发达城市罗马面积大三倍以上，有8万多户。唐代，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已有十多个，其繁荣程度都是空前的，其中长安、洛阳两京最为繁华。
长安设有东西二市，《长安志》卷八“西市”条原注称：“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奇珍，皆所积集。”东市也一样繁荣，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二十七日东市失火，一下子烧掉了4000多家门市，而这仅是市场的一部分。
城市大了，人口多了，治安、卫生、交通等一系列问题也就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城管应运而生，如《庄子》中提到的“监市”，可说是中国古代城管的雏形。
但古代城管的职责范围比现代城管更广，除了负责环卫、拆违章建筑、禁止占道经营外，还得防火缉盗，还要管理市场物价、维持公平交易和社会治安，兼有现代公安、消防、工商、物价、税务等部门职能，是真正的“综合执法”。
古代“城管”是些什么人？
古代城管的叫法不少，或称“胥”，或称“卒”，还有称“市吏”、“监市”，等等。其身份也比较复杂，既有军人城管，也有警察城管。但更多的是行政城管，如汉唐时京城的市长“京兆尹”，其重要工作不是招商引资、增加GDP，而是城管执法。
古代早期城管常由士兵充当。因为城市的出现原本就有军事防御的需要，由军人把守。
让“当兵的”来当城管，也是古代的常见现象。如在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便设有相当于现代街道城管队的“街道司”，并相应成立了由500名士兵组成的执法队伍，以保证正常的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
明代的北京，由相当于今天北京卫戍区或武装警察部队的“五城兵马司”来承担现代城管局的大部分职能。《明史·职官志三》记载：“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渠及囚犯、火禁之事。”
清代的北京，还专设了“督理街道衙门”，其部分职能也与现代城管局比较接近，主要负责外城的街道管理、民房修建等，破坏公用设施、侵占下水道等不良行为，都是督理街道衙门的执法对象。
到了晚清，西方的一套城管制度被引入中国，由警察承担起了现代城管的工作。如中国历史上首个警察机构天津警察厅，除了负责当地社会治安外，还管理市容市貌、交通、市场秩序等。
古代“城管”打人吗？
暴力执法成了现代城管的一大诟病，也是社会批评的焦点。但在古代，“城管打人”屡见不鲜。
城市起源的另一说法，是交易市场的兴起。因此古代城管很多时候是“市管员”，或者说古代的市管员就是今天的城管队员，这与今天城管要禁止占道经营是一样的。
古代城管可以带着有攻击性的执法器具上岗，如在周代，城管在岗时都得带着鞭子或兵杖，遇到乱停乱放、占道经营不服从管理这类事，往往执鞭抽打，挥杖追赶。《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司市”条称，“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
鞭子大家都知道，“度”可能有的读者不是太明白，“度”又叫“殳”，是古代一种兵杖，用竹子或木板做成，有棱无刃，长约一丈二尺，其威慑力与今天的警棍是一样的。
其中的“胥”条说得更明白：“执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袭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如果说“司市”是城管（市管）大队长，这里的“胥”则是城管队员，或市管员。
换成今天的话来理解，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管理员在岗时，要拿着鞭子巡视，对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随时可以抓起来；对违法者进行鞭打的同时，还可以追加处罚。
古代“城管”怎么管？
现代城管中的两大难题，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古代也同样十分突出，且历代不绝。古代城管也为此伤透脑筋，不得不经常发“处罚通知”。比如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少商户为了扩大经营面积，非要在门面（正铺）外多占一块（偏铺）。
唐中宗李显在位时，朝廷不得不以敕令的形式，发布了一则当时的最高“城管通知”：两京市场上各行业，凡自有正铺者，不得在铺前再建造偏铺。
宋代称占道经营为“侵街”，为了防止侵街行为的发生，宋代城管想出了一个法子，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标记范围。这与现代街道画线一样，一旦超出就要被制止。
古代也有“执法大检查”。如在北宋，宋真宗赵恒便曾下诏开封府，要求开封的“城管队”拆毁京城的违章建筑。其继任者宋仁宗赵祯，也曾作过同样的指示：限开封府在一月之内，将侵街的官邸民舍全部拆毁。
到明清，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违建更突出。在清末，天津警察厅便发布了在今天应该是城管局发布的《整顿路政办法四条》。其中两条是：
马路街衢旁各商铺有安设风挡、占用边道者，应即一律拆退；铁铺、石铺、木器铺及洋广杂货等铺，在门前堆积什物材料，占用官路者，应一律让出。
古代“城管”有多厉害？
城市管理光凭嘴说是不行的，中国古人为此想出了不少管理手段，如上文提到的周代“执鞭度”、宋朝立“表木”。其中，最值得现代城管借鉴的是“城管立法”，而非罚款了事。
唐代在城管立法方面颇为成熟，为后世效仿。《唐律》规定：“距府十丈无市，商于舍外半丈，监市职治之”，即摆摊设点至少要远离政府办公地30米，也不能离民房太近，要在1.5米以外，由监市负责督管。对占道经营有严厉的惩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挨打后，还得恢复原状。
《宋刑统》也有类似的规定，“侵巷街阡陌”条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对乱倒垃圾也有规定：“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响公共卫生，不只当事人倒霉，连“城管队长”都跟着挨杖打。
宋仁宗在搞城管方面颇有创意，他在要求开封府官员强拆违章的同时，特别指示相当于现代司法机关法院的左、右军巡院，配合“开封城管”行动，“惩治侵街者”。
明太祖朱元璋治国以狠著称，明朝的城管也不含糊。据《明会典》，在京城，“凡侵占道路，而起盖房屋，及为园圃者，杖六十，各令复旧”；对往街上丢垃圾、放污水的，“其穿墙而出污秽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论”。
另外，明代对破坏公共设施、不按规定行车，以及在禁区内摆摊设点、取土作坯、随地大小便等行为，也一律“问罪”，涉事者要被强行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即所谓“枷号一个月发落”。撒泡尿也要遭受这么大的罪，这样的城管手段不可谓不狠！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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