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员工和律师试图证明报社并没有诽谤警察局长，因为广告上根本没有提到沙利文的名字，但沙利文的律师们用各种方法证明这些内容“指涉而且关系到”沙利文。

庭审中，原告律师向沙利文提问道：“你认为广告中的陈述直接提到了你，或者和你有关联吗？”

“我可以肯定，广告的确提到了警员和他们的逮捕措施，我认为这些与本人息息相关。”沙利文回答。

广告中的不实表述也为沙利文及其律师提供了武器。他们列举说，学生们在议会厅合唱的歌曲并不是“我的国家，也是你的”，而是国歌“星条旗永不落”；而对于马丁·路德·金曾经被捕4次的事实，广告中也错写成了7次。

沙利文的律师同时指出，在广告下方列出的联署名单也存在不实之处。20位参加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牧师被直接列入名单，而他们与这篇广告并没有直接关系。

主审法官琼斯之后向陪审团介绍说：广告中被质疑的陈述“确定无疑”地中伤了沙利文，而且损害了他的名誉、事业和社会地位，构成“直接诽谤”。按照阿拉巴马州的法律，只有《纽约时报》能够证明自己刊登的文字全部属实，才能推翻这一认定。而事实上，报社已经承认，广告中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

陪审团只用了2小时20分钟就做出了最终结论。他们判定被告败诉，《纽约时报》与参加广告联署的4位牧师必须向沙利文赔偿50万美元。这是阿拉巴马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诽谤赔偿金。

 

其真实目的是阻止报界揭露真相

 

这一判决结果让南方媒体立刻发出了欢呼。

“《纽约时报》被传召到千里之外的蒙哥马利市应诉，其他报纸、杂志今后也将面临同样的情景。”一家当地媒体气势汹汹地警告说，“若想避免，唯一的选择就是如实报道。”

但在为此事立传的安东尼·刘易斯看来，这样的“如实报道”要求却让美国媒体背负起了巨大的风险。一个在报道或广告中连姓名都没有出现的官员，都可以轻易说服陪审团相信自己受到了影射和诽谤，而媒体要想逃避这一指控，就必须证明自己报道的全部细节都准确无误。

更严重的是，陪审团可以随意地确定赔偿金额，即便根本没有证据表明，原告因为不实报道受到了伤害。

“他们认为，通过威慑吓阻，就能令全国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和电视——对民权事务的报道敬而远之。”刘易斯评价说，“这就是沙利文和帕特森州长的真实目的……阻止报界揭露真相，以免影响到公众的政治态度。”

《纽约时报》在这一判决之后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剩余4位官员的诉讼还在继续，按照事态发展，报社已经做好了5场官司全输的准备。当时，时报正面临持续114天的排字工人大罢工，总额超过300万美元的赔偿金，对于效益惨淡的报社，无异于致命一击。

后来出任时报法律总监的詹姆斯·古德尔回忆说：“要是输了这些官司，报纸肯定完蛋。”

阿拉巴马州的行为在全国范围引发了巨大的示范效应，“用诽谤诉讼打压媒体”的策略被各地官员如法炮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仅仅因为报道黑人在蒙哥马利市很难获得选举权，就被索赔150万美元。根据当时的统计，对于《纽约时报》的败诉判决作出3年内，南方各州官员对媒体提起的诽谤诉讼总额，已经达到了3亿美元。

除了四平八稳地报道，再不涉足批评言论，媒体似乎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1961年初，《纽约时报》开始争取对此案重新审理。在被法官拒绝后，他们又向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在上诉申请中，报社提出，沙利文的指控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出版自由。但州最高法院驳回了他们的上诉。

“众所周知，诸如警察、消防之类的部门，均受到政府的控制、调遣，或者直接听命于一位市政官员。”在判决书中，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指出，“因此，对相关团队的赞美或批评，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掌控团队者的评价。”

对于《纽约时报》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提出的抗辩，州最高法院同样予以驳回：“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保护诽谤言论。”

刘易斯在书中评价说，沙利文和阿拉巴马州官员指控的真正目标，是“新闻界在民主社会转型中扮演的代言人角色”。他在文中悲哀地总结道：“如果每家法院都坚持与阿拉巴马州相同的论点，《纽约时报》就永远没有胜诉的机会。”

让人民有权批评“任何一个政府部门”

对于《纽约时报》而言，能走的路只剩下最后一条了。1962年，报社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请9位大法官撤销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判决。

在美国，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后即可任命。所有大法官均终身任职，非经弹劾不得被免职。而其中的首席大法官则负责主持最高法院庭审和讨论，管理联邦法院日常行政事务，并且按照美国政治传统，主持总统宣誓仪式。

在上世纪6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厄尔·沃伦。1954年，在他大力推动下，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宣布学校内的种族隔离政策违法。而在之后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又是沃伦大法官推动确立了讯问嫌犯的新规则，以“你有权保持沉默”作为开头的“米兰达警告”从此深入人心。

不过，在提起上诉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纽约时报》对判决并没有什么信心，他们甚至根本不确定最高法院是否会受理这一案件。时报律师赫伯特·韦克斯勒回忆说，当时报社管理层唯一的希望，是坚持自己没有诽谤。

“我们刊登的全是事实。”一位报社负责人说，“即使偶尔犯错，也像人生有起有落一样，是在所难免之事。”

不过，韦克斯勒却决定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入手，进行自己的辩护。他在申请书中援引30年前的布莱克大法官的判决意见说：“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本目的之一，正是让人民有权批评‘任何一个政府部门’。”

1963年1月，最高法院公布了案件受理目录，其中就包括“《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按照法院的安排，案件的庭审可能在1963年10月至1964年6月间进行。

韦克斯勒随即开始了起草诉状的工作。他的妻子桃瑞丝回忆说，自己一直帮助丈夫研读文献、撰写备忘录，甚至还尝试着写了一部分诉状的内容。

“不过，他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这位贤惠的太太半开玩笑地说，“这简直伤透了我的心。”

抛开对于法条的细腻解读，韦克斯勒花费大量的篇幅强调，批评官员是一项“绝对的自由”，即便是不实言论也应当免受追惩。他援引了霍姆斯大法官1929年所作的著名判词：“思想自由……不仅属于那些我们所赞同的思想，也包括我们深恶痛绝的思想之自由。”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