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皇宫
引言
做什么事情，研究什么问题，大局观念、大局意识都很重要，应当对全局具有全面观察、全面把握、全面分析的能力。
近年来，学者对于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有不少讨论。有的主张历史研究理当以碎片为基础，不必担忧"碎片化",有的主张拒绝碎片化，回归整体史。见仁见智，各有道理。我不大赞成"回归"二字。从前的所谓"整体史"缺陷比较明显，通常实证性较弱，具有以论代史的倾向。所谓"碎片化"如果是指增强实证性，只怕在某种意义上还可视为一种进步。关于大局观或整体观问题，我无甚高论新论，只是旧调重弹，说些老话而已。我个人感到，当前或许以下两点值得进一步注意。
一是处理好"大""小"关系。或者说处理好"做问题"与"做体系"的关系。我的大学生时代，是强调理论指导，强调体系框架的时代。师长常教导，别钻牛角尖。不要去研究那些无价值的琐碎问题，如"明成祖的生母""洪秀全的胡子"之类。明成祖朱棣是嫡出还是庶出？其生母究竟是妃还是达妃？洪秀全有无胡子？他长的到底是"一"字胡还是"八"字胡？今天看来，这类问题虽然不能说绝对不应研究，只怕意义相当有限。
如何尽可能做到大小结合，既避免流于琐碎，又不致陷入空疏？前辈史家树立了榜样。据说胡如雷先生生前曾说："以小见大，陈寅恪之谓也；以大见小，吕思勉之谓也。"陈寅恪立足于"小",他探讨"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看似琐碎，与明成祖的生母、洪秀全的胡子似乎并无二致。但他赋予这一议题深刻的学术蕴涵，以此说明唐朝的婚制与伦理，并进而涉及唐代的种族与文化。在他看来，"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之所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实可谓化琐碎为深刻。吕思勉着眼于"大",其学术旨趣是"说明中国社会的总相",治学以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见长。吕思勉同时又着力于"小",注重研究具体问题，舍得在排比史料、分类札记上下功夫，有总计762条，一百余万言的三大册《吕思勉读史札记》传世。吕思勉的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就是在这些考证性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以大见小、大小结合的学术理念和实践，为当前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范例。就个人来说，我倾向于：学贵自成体系，钻研应有重点；如若漫无边际，势必不得要领。赵俪生老师说："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当然，光思辨也不行，还需要考据。
二是哄抬历史地位不可取。如抬高断代史的地位，既有所谓"唐粉",也有所谓"宋粉".我们喜欢"数第一",其实宋代的若干"新"现象，唐代已有之。有专家将南宋视为从大陆帝国到海洋帝国的转型，并称这是"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未免言过其实。又如抬高地方史的地位，本人就曾被包弼德教授戏称为"大四川主义者".研究地方史应当具有全国观念，不应当简单地为某一特定区域争历史地位。再如抬高研究对象的探讨，如唐宋富民问题的研究者宣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是解构唐宋社会的一把钥匙。还有为祖宗、为家乡人辩护甚至翻案，如蔡京以及王钦若、史弥远等。当然对于这些人物从前是否一味鬼化，现在值得再研究。通史姓"通",重在一个"通"字。哄抬历史地位，对总体史有害无益。
南宋的大局
南宋时期的大局，我个人认为是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牵动着、制约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要认清若干南宋历史的若干实情，只怕都离不开南北对峙、战时状态这个大时局、大背景。这或许是常识问题，但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又往往有意无意地被淡忘，似乎有必要稍加述说。
北宋大多数时段尚可视为和平环境。无可讳言，北宋战事较多。但宋太祖开国伊始，为巩固政权、拓展疆土而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进行得相当顺利。南宋人蔡戡概括为"所向皆捷，二十年中，边塞肃清"（《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五），大体属实。开宝末年特别是景德初年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战争状态基本结束。难怪宋人多有北宋"百年无事"之说，说得最多最夸张的当推北宋名儒自号"安乐先生"的邵雍。他一再声称"一百年来号太平","天下太平无一事",不厌其烦地强调"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在他的《伊川击壤集》中，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南宋人度正回顾北宋社会，讲得同样夸张："承平百年，天下无事，四方无狗吠之警，中国有安靖之福。"（《性善堂稿》卷六）尽人皆知，北宋绝非"太平无事".边境几乎始终存在辽朝的威胁、西夏的困扰，内地人祸天灾、官逼民反的事件层出不穷。但就总体而言，北宋大体处于和平环境，虽然和平多半是用"岁币"换来的。宣和、靖康之际，北宋这座貌似金碧辉煌的大厦一触即溃，其根本原因固然是腐败，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大意失荆州",最高统治集团忘记了"居安思危"的古训。
与北宋不同，南宋重建于危急之中，一建立就不得不异常艰难地应对残酷的战争。确如当时人所说："军兴以来，天下多事。"（《宋史》卷一六一）南宋立足东南以后，宋金双方渐渐大体势均力敌，谁也很难攻灭谁。虽然如此，金方一旦主攻派得势，便举兵南下江浙，如兀术南下、完颜亮南下；宋方一旦主战派当政，就挥师北伐中原。宋金战争尽管打打停停，停战时间远远长于作战时间，然而即使在停战时间，南宋也处于备战、迎战状态。难怪在和议达成之后的嘉定年间，袁燮仍说："边境未宁，干戈未息，正国家多事之秋。"（《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二）
正因为北宋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士大夫一遍又一遍重复："兵者凶器，战者危事。"熙宁元年（1068年），元老重臣富弼建议宋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此言分明片面性极大却受到相当广泛肯定："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宋史》卷三一三）而南宋始终处于战时状态，韩世忠晚年"口不言兵"则是对当政者软弱退让，屈膝求和的无声抗议。他发出了"自古英雄都是梦"（《齐东野语》卷十九）等悲叹之语。宋孝宗时，户部侍郎钱端礼迎合宰相汤思退，一再声称"兵者凶器"（《宋史》卷三八五）则遭到广泛的讥评。可见南宋是个不能"口不言兵"的时代。
北宋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统治集团总是围绕着变法图强展开争论。因此今人讲述北宋历史往往以两次改革即庆历新政、熙丰变法为线索。而南宋的时代主题是救亡图存。统治集团总是围绕着和、战、守展开争论。因此今人讲述南宋历史常常以三个和议即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为线索。北、南两宋同中有异，时代特征不尽相同，甚至差异较大。徐规先生说过："以北宋史的研究来代替南宋史的研究，是不妥当的。"实属中肯之论。在不少问题上，北、南两宋都不能"一锅煮".
战时状态与南宋经济
南宋经济的时代征是什么？用"战时经济"四字予以概括，或有强调过分与简单化之嫌。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固然颇有道理，但似乎也有作些补充或略加修正之必要。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影响着南宋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下面仅略举数例。
一是逼向海洋。宋元时期是我国海外贸易发展的鼎盛阶段，南宋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正如学者葛金芳在《南宋手工业史》一书中所说："在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之后，南宋朝廷依赖外贸、面向海洋的发展倾向表现得更为强烈。"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发展倾向不完全是南宋朝廷的自觉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其主要原因有二：一则为了摆脱因军费开支巨大而造成的财政困境，不得不发展海外贸易以拓展财源；再则因对立政权的阻隔，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难以畅通，不得不加紧建造海上陶瓷之路。一言以蔽之，战争迫使南宋"头枕东南",战争逼迫南宋"面向海洋".虽然"面向海洋"意味着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更加开放，其积极意义十分重要。但南宋帝王的意愿不是"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而是"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四方",因而临安不称京城而称行在，陵寝不叫陵墓而叫攒宫。然而他们空有恢复中原之想，实无北伐取胜之力。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