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片面发展。对比北宋、南宋经济，给人的印象是：北宋经济的进步较为全面，而南宋经济的发展则比较片面。南宋矿冶业低迷不前，但农业生产突飞猛进；铸钱业勉强维持，但兵器生产规模巨大；造船业领先世界，但煤铁生产不如北宋。原因何在？因素虽多，其中相当重要的是战争带来的直接刺激和间接影响。矿冶业、铸钱业、煤铁生产的衰退分明是战争造成的恶果，兵器生产乃至造船业、制瓷业的发展也与战争有直接间接的关联。如果说所谓宋代"煤铁革命"是就北宋而言，那么"农业革命"应当是主要就南宋而论。南宋农业长足进步与战争不无关系。没有战争迫使偏好面食、会种小麦的北方民众的不断南迁，小麦生产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南宋东南地区的牧羊业比从前有所发展，其原因也与此相似。好吃羊肉的北方官民大量南来，使得东南地区"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十七）。市场需求旺盛是推动着牧羊业的发展，但毕竟为气候条件所局限，其发展水平不能与北方相比。
三是大发纸币。北宋纸币的印行和使用大体仅局限于四川地区，南宋则出现了不少地方性的纸币，如东南会子、湖会、淮交等。与面向海洋相同，大发纸币并非南宋统治者自觉性较强的理性选择，而是不得已而被动为之。宋孝宗曾说："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四）他惟恐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物价猛涨，不许滥印纸币，以致当时纸币贵如黄金、重于现钱。后来果然不出宋孝宗所料，出现了嘉定纸币贬值、宋季纸币危机。然而即使对纸币持极端保守态度的宋孝宗也不可能停止印行纸币。原因何在？战争显然是个重要因素。宋金、宋元战争以及南北政权对峙造成了有关资源的短缺，以致铜钱铸造量减少，不得不印行纸币。此其一。其二在于军费开支巨大，朝廷不堪负荷，将印行纸币作为弥补财政缺口、摆脱财政困局的手段。绍兴年间朝廷在临安创行纸币，固然是适应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但其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佐国用"（《文献通考》卷九）。
四是捐税极重。对此较早集中予以揭示的是清人赵翼。讲到北宋，他已感叹："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说到南宋，他更指出："取民无艺",索取没有限度，并以经总制钱、添酒钱、卖糟钱、牙税钱、头子钱、房钱、月桩钱、板帐钱、和买折帛钱等为例，哀叹道："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赵翼将其原因归结于出于战争需要："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廿二史札记》卷二五）这不无道理。宋孝宗当时就解释道："朕意欲使天下尽蠲无名之赋，悉还祖宗之旧，以养兵之费，未能如朕志。"（《宋史全文》卷二五）但其中确有统治者以战争为幌子，借以敲诈勒索百姓的因素。民众理所当然地起而抗捐抗税，如淳熙年间广西发生李接事变。当时人朱熹说："李接寇广西，出榜约'不收民税十年',故从叛者如云，称之为'李王'.反谓官兵为贼。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朱子语类》卷一三三）然而这类事变并未星火燎原，没有形成全国全民性的反抗行动。原因何在？依我看来，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女真贵族、蒙古贵族大敌当前。即从前常说的一名老话："民族斗争转移了阶级斗争的视线。"
五是依附关系。从前研究者往往将直接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关系视为传统社会"最内部的秘密""隐蔽着的基础",或许强调过分。但这毕竟是一种重要的审视角度。上世纪60年代初，华山对宋代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实际状况究和发展趋势作过考察。他认为，两宋走着相反的方向，北宋逐步减轻，南宋"逐渐增强".他说："南宋灭亡前夕，江南农民已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走上了第二次农奴化的道路。"（《再论宋代客户的身分问题》）如今看来，此说未必准确。南宋时期佃农的地位从总体上看并不比北宋时期更低。南宋时期人身依附关系强烈的地域除边远落后地区（如夔州路）外，主要是战争前沿地区或战乱频仍地区。战乱使得势单力弱的孤立个人或家庭难以独立生存，不得不投靠有势力者。南宋的某些"山寨"类似于魏晋时期的"坞堡",因战乱而形成，其内部人身依附关系强烈。这显然是战乱给南宋社会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人们都知道，唐宋变革不开始于北宋，而开始于中唐前后。从人身依附关系变化的角度看，宋元变革不开始于元代，而开始于南宋，特别是其晚期。
战时状态与南宋政治
南宋处于战时状况影响着南宋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以对政治体制格局的影响最为明显。南宋人说："今天下多事之际，乃人主马上图治之时。"如果说北宋初期最高统治集团力图从"马上得天下"转换为"马下治天下",那么南宋帝王则不得不"马上图治".所谓"马上图治",其含义与战时政治相近。人们不难发现在政治领域，与北宋相比，南宋有若干相当明显的变化。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这些变化大体都与南宋处于战时状况有关。对此研究者多有揭示，仅以下面三点为例。
一是权相反复出现。南宋时期，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等权相、权臣何以不断出现？最早专题予以详尽考察的，当推林天蔚的长篇论文《宋代权相形成之分析》。其重点在于考察其制度性的原因，不足之处在于只字未曾提及这些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与战争年代的关系。其实，这些"制度性根源"的根源显然在于战争环境。正如林瑞翰在《宋代官制探微》一文中所说："南渡以后，兵兴则令宰相兼知枢密，又重其财用之权。""自开禧以后，宰相复总民政、兵政、财政，三权为一而相权复振。"
二是武将权势增大。"天下多事之际，帅府宏开。"如所周知，南宋初年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诸大将扩军自雄，政治上暴贵、经济上暴富，公然号称某家军，以致朝廷有所谓"第二次削兵权"之举（参看虞云国《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其实，此后武将势力扩张的问题并未解决。吴氏武将集团便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吴玠、吴璘、吴挺、吴曦相继执掌四川兵权，被指斥为："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宋史》卷三九一）此外，如余玠并非科举出身，一武职人员竟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重庆知府、四川总领、夔州路转运使，这在北宋和平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南宋武将势力增大，原因显然在于战争。南宋人一再引用这句古人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强调"强敌在境，天下多事，今将材为急。"出于战争需要，朝廷对武将不得不放权。与北宋不同，南宋不用宦官领兵，废止宦官监军，即可视为一条放权措施。同时又力图坚守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放权，武将尾大不掉；削权，又有"自毁长城"之虞。南宋朝廷处于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正如当时人所谓："上无驭将之术，而将有中制之嫌。"（《宋史·兵志》）
三是言官力量削减。首先对此予以揭示者，当推已故旅美学者刘子健。他认为，与北宋相比，"南宋言官始终没有力量"（《南宋君主和言官》）。此说为不少研究者所认同。刁忠民进一步指出：这一变化"决非单纯的职官制度的变化，而是当时政治局势的缩影".（《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他所说的政治时局主要是指权相政治。的确，皇帝总是袒护他所信用的权相，并因而压抑言官。如宋高宗时，言官弹劾权相，高宗立即诫谕"台谏，为国择人，勿复再言".（刘一止《苕溪集》卷三一）宋孝宗则指责敢于抨击权相的言官系"卖直",以沽名钓誉。这里要补充的是，只怕也与战时状态相关。如前所述，南宋权相政治的形成本身就与战时状态相关。此外，朝廷任用、罢免言官，往往与主和、主战相关。高宗、秦桧主和，主战者、监察御史王纶"与秦桧论事，忤其意"（《宋史》卷三七二），旋即被罢免。宋孝宗主战，"士大夫主和者皆议（宰执大臣张）浚（主战）之非",孝宗一再表示："朕依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宋史》卷三六一）孝宗所谴责的"浮言""浮议"显然主要来自按制度可"风闻言事"的台谏官。少除乃至不除台谏官是南宋最高统治者控制言路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处于战时状态、出于战争需要又为他们提供了口实。正如《宋史·职官志》序所说："当多事时，诸部或长贰不并置，或并郎曹使相兼之，惟吏部、户部不省不并。"可见当时朝廷有相当充足的理由，对台谏官的员额予以压缩削减。其实，压制言官只是南宋从严掌控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还包括禁小报、禁私史、兴文字狱等。宋高宗时期，文字狱频发。赵翼《廿二史札记》对此有简要概述："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狱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士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所谓"忌讳",分明是指对金主战。秦桧"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廿二史札记》卷二六）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更加严厉地施行私书之禁。其起因是："其秋，商人载十六车私书，持子复（即熊克）《中兴小历》《九朝通略》等书，欲渡淮盱眙军（即今江苏盱眙）以闻，遂命诸道帅、宪司察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总之，其理由是战时状态必需采用非常手段。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