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平反之后

　　平反后的袁殊是孤独的。

　　与潘汉年有一面之缘的谭元亨从1983年起就打算为潘汉年着书立说，1987年3月7日下午，谭元亨拜访袁殊，袁殊当时坐在轮椅上，说是拒绝一切采访，当谭表示自己是楼适夷介绍而来且为的是写潘汉年，立时，袁殊半语全无。袁殊看上去将不久于人世，吐词也已含混不清，叹气说：“为潘汉年写书，只有你一个人来找我，没有别的人来找。”

　　自潘汉年冤案平反后，先后出版了六部潘汉年传记，每部都涉及袁殊，分别是谭元亨《潘汉年》、武在平《屡建奇功的一代英才：潘汉年》、尹骐《潘汉年传》和《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张云《潘汉年传奇》和王朝柱《潘汉年的悲剧：功臣与罪人》，五位作者六部书中，所描写的袁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谭、武的书中写袁殊是“党在秘密战线中的杰出战士”;尹骐的书中写袁殊是“脚踏两只船”的“特别危险的人物”,是“汉奸、国民党特务。”张云和王朝柱的书中对袁殊的描写先是沿袭尹骐的说法，后再版时进行了修正，接受了谭和武的书中观点。

　　两个结论孰是孰非？谭元亨教授说，在所有写潘汉年书的作者中，他是唯一见过潘汉年和袁殊的人，为了写潘汉年传记，谭三次下到洣江茶场、两次到潘的故乡宜兴、多次到茶陵又辗转京沪汉等地，采访了上百人。针对尹骐所说“花了两月时间，查阅潘汉年的全部档案…”谭指出：“他发掘的是冤案发生以来的审讯资料。”在谈及传记文学创作应遵循原则时，谭认为：第一，传记文学有别于文史档案资料，这是起码的常识；第二，一部传记文学要有其灵魂，要有正确的史识；第三，对史料的鉴定，不仅仅在于具体细节的核准，更在于判断上的准确。

　　1997年4月，袁殊子女状告尹骐及其出版社，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官司，最终结果不得而知。”

　　七、褒贬不一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海内外社会各界，尤其是大陆文艺界对袁殊的评价，莫衷一是。

　　章克标在其《九十自述》中也提到了袁殊：“被任命过作（汪伪宣传部）次长的袁殊则是中共党员，曾经办过《文艺新闻》，后来又去了苏州，在（伪）江苏省政府里当了个教育厅长。……我本来也以为他是在混日子，一直到最后才知道是中共方面授意，他这样做，也有点’特工‘的性质，是我料想不到的。”

　　萧云在《荣辱之间鉴真情--忆左翼文化人袁殊》文中回忆道：“由于长时期的’进入角色‘,袁殊的心理被扭曲了，压抑的痛苦一旦爆发，就会失态。亲眼目睹袁殊嚎啕大哭的王季深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和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完全一样。‘当年同袁殊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恽逸群、翁毅夫、鲁风等同志，都经历过这种精神上的折磨。”

　　台湾作家刘心皇曾着有《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书之开篇《目次》即赫然把袁殊列入了“投敌附伪的落水作家”名录，把袁殊称为汉奸文人；袁殊的“汉奸”名声很臭，当年痛骂他为“落水文人”的人大概不少。刘心皇将袁殊污蔑为：“一口纯熟的日语，极似日本人，侏儒其形，诡计满腹。”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陈辽撰文指出：“刘心皇是一个爱国学者，同时又是一个治学不甚严谨，无视复杂的历史情况，乱给作家扣帽子的文学史家。仅以上海地区而论，就有不少爱国作家被刘心皇视为文化汉奸：如柯灵、关露、刘慕清、袁殊、恽逸群、邱韵铎、包天笑、周瘦鹃……

　　此外，着名的满族革命作家沫南（即关沫南）也被其列入东北伪组织的汉奸作家之列。”

　　陈兴邦在《我经历的历史教学故事》文中回忆：“学生想到我这位老师，我更怀念自己的老师。汪伪时期，我就读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是由伪省府教育厅长袁殊兼任的，当然他是汉奸。学院还有日籍教授，在那时的情况下毫无疑义要进行奴化教育。一日，一位日本学者来教院作《我的中国观》的专题演讲，主旨是中国妇女小器，男人大方，袁殊亲自翻译。听后几个懂中文的日籍教授说：’还是听袁先生的翻译有味。‘隔日，袁殊主讲《我的日本观》，主旨是日本男人小器，妇女大方。听后，我们学生士气大振，因为他在那样的环境里不遗余力地嘲笑大和民族，非一般人所能为。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的’地理环境决定其国民眼光狭窄，吸支香烟也背着人点着了才转过身来‘的话语。”

　　就连袁殊的儿子曾龙也说：“父亲的一生主流是好的，但缺点错误也不少。作为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来说，他是复杂的，难以把握的。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他不过是个小人物”.但在解放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袁殊不免会遇到许多文化界熟人，解释既往无异于自我表白，更何况还有组织纪律。对于自己真实情况的难言之隐，袁殊确实有过“苦情”.1948年在大连，袁殊遇到丁玲等人，他无不感慨地说：“你们都成为革命名人了，我倒成了反动分子”.丁玲回答说：“我们了解你。”

　　少数人或许了解，但不少人不免心存疑惑。曾龙儿时印象中的父亲“是单纯的、革命军人慈父形象；但在成年后，面对时局，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和受到绝对化时代极左思潮的影响，无法理解一个革命者怎么能在生活上那么腐化，但也非常好奇袁殊袁殊是怎样实践了’左翼文化人--国民党特务--汉奸--革命军人‘之间的大跳动的。”

　　八、最后定论

　　《炎黄春秋》2002年12期刊载了尹骐所写的《袁殊谍海风雨16年》，文章指出：“在中国现代情报特工史上，袁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情报特工经历曲折，扑朔迷离，又不易被人理解，长期以来极少有比较客观全面介绍他的文字见诸报刊，袁殊是一个从贫困的学徒工到激进的左翼文化人；参加中共情报工作，又受命打入CC组织和受雇于日本情报机构，做所谓’白皮红心萝卜‘;第一次被捕，政治思想弱点暴露，’转向‘后的彷徨，在敌人面前，袁殊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没有大义凛然，坚决拒绝敌人的任何要求。他的被捕并没有引起组织的被连锁破坏。袁殊在敌人面前所采取的是一种表面上灵活、变通、圆滑、尽量保护自己，实质上则是某种退让、妥协的态度；徘徊在政治夹缝之间-第二次被捕--在汉奸的悬崖上；抗战全面爆发后，袁殊在上海就又同时和中共、军统、日本人三方面发生联系，同时为三方工作。不过在此后的约两年间，袁殊主要还是在为军统工作……在这段时间里，袁殊确实为军统干了不少事，而且也真卖力，军统也因此而更看重他。……从总体上说，抗日战争时期袁殊在提供情报和掩护中共情报活动方面尽了不少力。他在接受潘汉年代表中共领导的同时，也在时时处处为自己留着退路与后路。对潘汉年交给的任务有时也并未完全尽心尽力。”该文尽管在某些“遣词造句”和一些“具体史实”描述上方面值得商榷外，对袁殊的总体评价还是持肯定的态度和观点。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