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脚镣在秘鲁甘蔗园劳作的华工

　　从清末契约华工到秘鲁始，至今在秘鲁的华裔，约有500万人，占到秘鲁总人口的20%;长期以来，秘鲁华人，以其勤劳朴实、温存善良的品质，赢得了尊重，并成为秘鲁女子的梦中情人。

秘鲁劳工荒下的广东契约华工

　　1821年，秘鲁独立后，国内经济开发成为首要问题。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在1850年仅有200余万人口。随着国际市场对蔗糖和棉花日益增长的需要，以及自1840年起沿海鸟粪的开发，劳力异常缺乏。

　　1849年11月，秘鲁通过了引进中国劳工的移民法，并于1856年起在澳门招募华工。从此，大批契约华工从中国广东各地源源不断地贩卖到秘鲁。据傅云龙的《游历秘鲁图经》记载，至1875年，秘鲁至少有11万华工；而1875年的《容闳致两江总督沈葆桢禀帖》说，在秘鲁的华工至少有12万人。

　　这些早期华工到秘鲁后，有的被送到沿海的岛上，在炎热潮湿、臭气难忍的条件下开采鸟粪；有的被送到中部和南部修筑铁路；有的在沿海的庄园里种植甘蔗、棉花、水稻和蔬菜。这些华工还带来了优良稻种和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促进了水稻在秘鲁大量种植，并直接改变了秘鲁人的饮食习惯（以前以面包、玉米、马铃薯、木薯为主食），为秘鲁的农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1874年6月26日，中秘两国签订的《中秘通商航海友好条约》规定：中秘两国人民享有贸易往来、旅游、雇工或居留的自由；严禁在澳门或其他地方诱骗华工到秘鲁；在秘鲁的华侨享受平等互利的权利，并受到法律保护；秘鲁政府废除此前一切对华工的苛刻规定。此后，华工在秘鲁的处境有所改善。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849年之后的25年当中，总共只有150名中国妇女到达秘鲁。而因种族、信仰和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通，华工想和当地妇女结婚非常困难。

秘鲁女子心中的好丈夫和好父亲

　　踏入秘鲁社会的自由华人，大多保留了主人给他们起的西班牙名字。为了忘却过去那段悲痛的经历，有的也会另起新的西班牙名字。从苦力变为富有华商的曼努埃尔·德拉克鲁斯，他的名字就是如此来的。

　　1871年7月22日，《民族报》对德拉克鲁斯作了如下记述：“他作为第一批移民之一，来到了我们的国家，曾为我们的田地耕耘施肥，也遭到了极度的蔑视。在履行完被迫签订的契约规定的年限后，他开始从事自由劳动，并积攒下了一笔钱。15年前，他遵照上帝、良知与荣誉这三重法律，娶了一个妻子，他以忠诚和忘我的精神，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她，使得那些文明阶层中的许多为人妻者，妒羡不已。”

　　像德拉克鲁斯这样的华人，在秘鲁有许多。华人勤劳朴实、吃苦耐劳、温存善良的品质，赢得了秘鲁人的尊重。19世纪下半页，秘鲁新的民族群体产生了--华人与印第安人、白人、黑人的混血后裔。1979年，秘鲁历史学家胡安·何塞·维加认为，在秘鲁有中国血统的混血儿已达100万，其中有10万人一眼就看出是中国人。

　　华人在秘鲁留下了好名声，“中国人”成了最亲密的人的代名词。许多秘鲁女子喜欢嫁华人，尤其是那些自由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好职业，生活优裕，温存体贴。在秘鲁，流传这样一句谚语：“一女嫁华人，全家吃牛肉。”

　　美国驻秘鲁大使理查德·吉布斯，曾这样描写1874年的利马唐人街：“面对大市场或通向大市场的那几条街道上，华人杂华商、裁缝匠、鞋匠、面包师、屠户和其他商贩云集此地，沿着这些街道漫步，看着这些商贩，他们的店铺和招牌，你很容易想象到，你是置身于一座中国城市之中。”

　　他还说：“中国苦力和白种人下等阶层、印欧混血种人，以及印第安人和黑人混血后代的妇女们结婚。这些妇女认为华人十分可取，因为他们是好丈夫，勤俭持家而且疼爱儿女……在街上我常常碰到一些孩子，他们的杏眼显示出他们的中国血统。”

媒人乱点鸳鸯谱或富裕后成家

　　秘鲁作家费尔南多·德特拉赛格涅斯在《沙国之梦--契约华工在秘鲁的命运》中说，有些契约华工获得自由后，是通过媒人和秘鲁女人结婚成家的。沿海的秘鲁姑娘一般不愿和华人结婚，一些媒人便到东部招募山区印第安姑娘，把她们嫁给付了费用的华人。

　　这种结合方式十分简单：姑娘们一来，媒人便把她们领进一个大房子，脸冲墙站着，用布蒙上头脸。随后，再把要娶妻的华人叫进来，脸冲着对面的墙站着，也蒙上头脸。接着，媒人庄重地拍击两下巴掌，男人和女人都转过身来，面面相视。这些人的排列顺序，是命运的安排，每个人都不得反悔地接受命运赐给他们的另一半。

　　美国历史学家瓦特·斯图尔特的《秘鲁华工史》则记载，有些华人经商致富后，通过明谋正娶，和秘鲁女人结合。

　　一些契约华工经过8年奴隶劳动，结束劳工契约的时候，大概能得到一小块耕地。一些华人也会留在种植园附近的乡镇，开设小店铺，卖点甘蔗烈酒、鸦片、丝绸、陶瓷之类的商品。在大城市，他们可以做些小买卖，或获得从事家政工作的机会。

　　自由华人一般都尽可能地到秘鲁首都利马去谋生。从19世纪50年代起，华人的聚居区主要都集中在“市场”附近，大概这是传统习惯。在西方的华人，主要经营餐饮业；而在利马的自由华人，也早就有人从事这些行业了。

　　早期的华商，大多数靠个体手工业起家：帮佣、厨工、裁缝、洗衣、烫衣、木匠、泥瓦匠、鞋匠、马车夫、修理工等等。在秘鲁民间，至今流传着华人勤劳致富的传说。

　　不少秘鲁人忆及在利马寒冷、雾重的街头，那些早晨零售热水的华人，捡拾街头烟蒂重新制作香烟的华人，赶着骡车在利马贫民区挨家挨户掏粪的华人……当钱积蓄到一定数目时，就开起了小杂货店、小餐馆，甚至酒楼。

　　当时的秘鲁报刊就有这方面报道。1869年3月1日的《民族报》说：“有数不清的中国人从挣得饭食、衣着和每月4个索尔的工资起家，现在已积累了两万、三万和四万元的资本。”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