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以防政废国亡
饮酒会使国家治理者丧德败性，以致废政亡国。相传夏禹曾饮甘醴后而警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战国策·魏策》）《史记》载殷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作长夜饮”，其终成历史上以酒亡国之第一人。周公以此为鉴，颁布重典《酒诰》一篇，告诫臣属不能“荒湎于酒”，如发现不听诫言而群饮者一律处死，此为中国酒禁政令之始。春秋之际，晏子对齐景公建言废酒，仍以酒能乱政亡国为诫（《晏子春秋》）。东晋葛洪一度发出国家政事败亡“谓非酒祸，祸其安出”的感叹（《酒诫》）。
对君主饮酒的诫言自然会逐步扩散到对官员的申禁之上，因而后世对官员酗酒大多加以限制。东汉之世，中常侍曹节以“酒党”名目构陷当时恒彬与丞相刘歆等人“阿党不法”，亦可从侧面知及当时在官员之中酒禁尚严。辽开泰年间，圣宗下令各职官不得擅自酿酒以防延误农事。金朝对此限制更加严厉，海陵王正隆五年下令，在朝官员饮酒者依律处以死刑。
禁酒以求讼息人安
《弟子规》曾言“饮酒醉，最为丑”，道出饮酒易使醉者在众人面前失去仪态。明人何良俊更是明确指出饮酒会使斯文扫地而惹人生厌，正所谓“或起坐，或迁席，或喧哗，或沾酒淋漓，或击东指西与人厮赖，或语及财利，或称说官府，或言公事，或道人短长，或发人阴私。”然而，饮酒之于个人甚或群体而言，其更大的危害则在于易启纠纷而引起“狱讼益繁”（《礼记正义·乐记》）。西汉丞相萧何即认为群饮者易于滋事生非，故而在《汉律》中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北魏太安年间，由于岁丰粮足，酿酒者一时纷纷。然而，官吏和平民每因酗酒滋事而打起官司。文成帝拓跋濬认为长此以往，国家会有“富而亡国”之虞，因此著令无论买卖者、饮酒者抑或酿酒者，一概斩杀，惟遇吉凶之事或迎接宾客之时方准破例饮酒（《魏书·高宗文成帝纪》）。清朝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亦认为：平民百姓常因喝酒而起争斗、兴狱讼，以至发生命案，如每年载在命案秋审簿册中，“十常二三”皆由饮酒所致，因此力请乾隆帝实施禁酒禁曲。
禁酒以广粮储
在中国古代，实施禁酒政策更多是为了节约粮食，以度饥年或应战时所需。西汉文帝曾因造酒使谷物糜费，而下诏戒酒。汉景帝中元三年发生旱灾，农田荒歉，政府下令禁止酒类贸易，冀望堵塞饮酒之源。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兖、豫、徐、冀四州遭遇水灾，汉帝命受灾地区厉行酒禁以期节约储粮。南朝宋文帝时，扬州因水患淹没无数良田，遂采纳主簿沈亮之议而禁酒。唐肃宗乾元二年，天下大饥，政府下令禁止酒类买卖。汉唐以降，政府时因“酒耗民食“而屡颁禁令。然迄清代康雍年间，禁酒之令尚属权宜之策，或歉岁禁而丰岁开，或此地禁而彼地弛。直至乾隆初年，因地利有限而生齿无穷，复以米价激增、粮储告危，清廷最终将禁酒之令载入刑律之中，成为后世凛然遵行的一项成文法规。此外，古代为节约粮食而禁酒，时或出于战争之需。如东汉末年，曹操为确保军粮供应以酬一统之志，遂出台酒禁之令。又如明太祖朱元璋在定鼎金陵之初颁行禁酒令，旨在减少米麦的浪费以助霸业的实现。此后他又下令农民禁种糯稻，以望彻底阻塞造酒之源。
行官榷而与民争利
酒类生产及贸易，因投资少、市场大而获利丰，因此古代政府常因军费所需或为了扩大财政收入而推行酒类专卖，禁民酤酿而独官开榷。酒类官榷制度，肇始于桑弘羊的建议而始行于汉武帝天汉三年，此后备受争议而屡罢屡兴。昭帝元始六年贤良文学力主罢除官榷而与民兴利。后昭帝黜酒榷官，许民依律酿卖，惟须如实向官府通报经营状况，并上缴卖酒之税，此为税酒之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禁酒和榷酒政策之间寻找某种平衡。自此，中国历史上的酒政不外在禁酒、榷酒、税酒三者之间来回摆动。 (责任编辑：鑫报)
